我来过这里。好吧，我说的并不是现在这个地方，然而是现在的情形。那也是个酷热夏天的周一，我无所事事的坐在一顶红黄色的太阳伞下面乘凉，努力想搞明白自己怎么着就Duang一声丢了工作。不同的是，上次是在大堡礁，这次是在地中海。
上周五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那是三天前，我还有有着一份有担当的工作，当然，薪水也很不赖。我怎么着就会突然辞职呢？周五的时候我还坚信自己辞职是对的，现在我盯着地上的沙子，依旧大声地对自己说：‘你是对的，我知道你是对的。’
我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我正对手头做的事情感到厌烦时，收到了一封新邮件，就决定打开看看是不是什么有趣的邮件。在回想到打开邮件的那一刻，我的气血上涌，就跟当时一样。当时我就抓起电话狂按号码，一个女士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这里是英弗德克公司的汉斯德弗里斯办公室，我是珍妮 琼斯，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我快步走过厚厚的地毯，冲到总裁办公室前的过道时，身后办公室门才发出被甩上时的重重响声。过道两边的窗子上闪烁着太阳光。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经过时总要数一数窗子的个数，这次却顾不上了。我一头冲进挂着’执行总监’牌子的门，根本就没跟珍妮打招呼，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了办公室里，把手撑在超大的胡桃木的办公桌上。我当时真的气疯了，一直在狂吼。
终结我在英弗德克公司15年职业生涯的是一个叫’拓殖者’（go for it）的项目。这个项目最早是我们的CEO汉斯 德弗里斯先生倡议的。他早前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讨论通过基于互动社交媒体游戏来研究来增加业务的敏捷度。对他来说，参加完研讨会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研讨会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早上七点召开了一个董事早餐会，我是唯一与会的非董事成员。你不要感到意外，作为公司项目经理的一员，我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危机会议。但这次不一样，公司不但没有危机，事实上公司的业务进行的相当好。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汉斯激动地讲着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如何摩拳擦掌想抢我们的饭碗，我们只有拓殖新的理念，才能自信地去面对未来。
说到这里时，他转向我，问我能否就他所讲的‘新型数字革新文化的转型和渗透’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想要说服一个人，告诉他"你的组织的未来全靠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而不是一些天花乱坠的宣传"是相当难的。于是我当时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作为项目经理，我的职责就是当董事会的总监们倡议做一些事情时，我负责把它们转化成具体实施方案进行计划和控制。我希望这次也是一种挑战，当时却不知道把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什么样的深坑。
‘拓殖者’项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时在英弗德克公司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去变革组织文化，我们甚至连文化是什么都不清楚。这一概念是我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慢慢学到的。别看我学得慢，公司里其他人根本就不屑一顾。因此，我和其他人之间就慢慢地出现了认知鸿沟。这条鸿沟让我跟那些高级经理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我必须得用一些他们明白的术语跟他们讨论。他们会跟我在一些我认为跟项目进展八杆子打不着的点上纠缠不清。我不得不经常劝慰自己：‘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是对的。’
他们当时真的不懂我开始使用的一些名词，像顾客全视角观察，企业参与，大数据，数字足迹等。举个例子，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们一份能够说明项目完成的百分比的进度报告，而我当时只能告诉他们的是IT花了多少钱，其它的花了多少。他们有时也担心这个项目，因为项目好像并没有长期的经费预算。这主要是因为我很少提出经费申请，只有当我觉得某项活动必须进行才能推进项目时，例如必须要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我才会提出费用申请。但这一切在那些高级经理眼里，看起来像项目已经失控，我正在设法弥补。
项目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人真的知道项目的目标是什么。打死也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包括汉斯他自己。项目目标是这些吗：给予我们更好的回报率？增进顾客保有率？让公司所有人按同样的方式工作？改进产品质量？减少运营成本？对员工进行授权？还是有其他的目标？对于我来说，执行委员会在每两个月召开的例会上都会给项目重新定一个目标。一些总监们会利用目标不清的机会来浑水摸鱼，在’拓殖者’的旗帜下，把他们多年来一直倡议想做却始终没机会去做的想法提出来，声称它们与项目的目标是一致的。例如，人事总监推进了一项新的人才绩效管理流程，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流程，让部门经理们叫苦不迭。更糟糕的是，在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发现，它与别的倡议有着直接的冲突，例如运营总监发起的‘通过授权来提升个体生产率和改进绩效，从而允许有时间来进行客户导向的研究’。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去年。上周五，我一阵风似的冲进汉斯 德弗里斯的办公室，拍着桌子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你让董事会所有人都支持我，要么让我走。他无法保证能所有人的支持，于是我就开始享受无限期的休假。

天气好的无法形容，大海是一种与天空完美融合的‘绿如蓝’的色调，天空则是蓝橙酒一样的色调。’蓝色珊瑚’是一款我最喜欢的经典鸡尾酒，以蓝橙酒为底，把柠檬，伏特加和矿泉水混合在一起，倒在装了冰块的高脚杯里，再加些蓝色的利口酒调色，一杯’蓝色珊瑚’就调好了。我盯着远方的地平线，深深地呷了一口，然后回到我整个假期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大声对自己说：‘你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是对的。如果你真的是对的，现在怎么会搞得一团糟？’在心里我知道我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我真的无法解释自己怎么会陷入到当前的困境，这一切我在当初根本没有预料到，也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到这步田地。
我想我永远也明白不了是怎么回事了。在我二十年的管理职业生涯中，我经常负责管理项目。二十年如白驹过隙，但也不是水过无痕，总会时不时地烙下点什么值得回味的印迹，就像罗马大道两边的树木，直立挺拔，但疏密有间。这些印迹就是我的项目，它们本该是这样子的：以饱满的热情开始项目，做启动汇报，制订项目目标，召集团队，完成一大堆任务，最后移交给最终用户。现实情况却从来没有如此过，根本就不可能如此顺利：不断冒出的小麻烦，翻旧账，上头的突然责难，资金问题，延迟交付，不断妥协。事情永远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而我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曾经问过其他人，发现他们也是一脸困惑。看起来大部分人都觉得项目有’妖气’。
‘问题是每个项目都不一样！’我再次跟自己说。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不得不参加大量的关于项目管理的速成课程和研讨会。我在寻找项目管理的圣杯，到最后发现更像塑料杯。当然，还是有一些好的想法与启示的。‘他们努力教会你一套复杂的工具，通常是一些关于进度计划或风险评估。我可以学习这些，但回到工作上，没有人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以为学会个关键路径就能搞定一切，可别忘了还有个墨菲定律啊。很多时候，仅仅依靠关键路径评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所有的问题要么来自没有被计划的任务，要么来自人的问题。’
我开始回忆以前在英弗德克的点点滴滴。上一次让我差点辞职的是一个办公室搬迁项目。我很不愿意回忆起这段不堪的往事，就像一个老兵回忆起在漆黑的夜里，没有工兵，却要穿越雷区的那种恐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炸飞，或者被战友触发的地雷爆炸时的弹片击中。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感到手心的冷汗。
办公室搬迁项目是我们的一个内部项目。不像英弗德克公司其他项目，这是一个由我们自己人为自己人做的项目，没有外部客户。这个项目不挣钱，只花钱，花在像搬家公司这样的承包商身上。搬迁的原因是为了压缩成本，搬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租借一个更小办公室，减少一些独立的单间办公室，就这些。项目的第二个要求是我噩梦的开始。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被宣布来领导这个搬迁项目，负责项目所有的内容，包括办公室和停车位的分配，我的人生彻底被改变了，我立刻知道了什么叫做众矢之的。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马不停蹄地与组织里人见面并了解他们，这段时间我见过人，加起来比我之前的六年总和还要多。
见面会由两种方式出现。我喜欢第一种，他们会在咖啡机或餐厅里故意靠近我，问我是不是要加班，然后请我喝一杯。稍后，在喝酒时，他们会有意无意问我点什么，想了解怎样选办公位置。接着话题会转到各种理由上，身体上的，非身体上的，为什么办公位置对请我喝酒的施主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喝第二杯时，我会含糊不清地解释到：‘还在研究’，‘还没定’，最后说：‘我不能保证什么，但到时候我会心里有数的。’
第二种方式绝不微妙，是总监们和高级经理们专用的。我会听到小道消息说谁谁谁对我宣称的要做事情很不满意。于是我就会被紧急召见去参加一个会议，地点就在他们现在的办公室，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看看他们现在的办公室有多么富丽堂皇。当我赶到时，会被一个表情严肃的秘书要求等一会儿，至少十五分钟。会议的时间通常是计划好的，以便我能够正好看到CEO走进或走出他们的办公室。然后我就会坐在那里听一通长篇大论为什么这个或那个部门对组织的成功是绝对重要的，这个或那么部门在过去是如何多次救公司于危难之中。
关于那个内部项目，我回忆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很少有人会按照在会议或讨论中确定的事情进行。情况看起来就是，没有了正式合同的约束，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有一次，我彻底被人事经理激怒了。他答应提供公司残疾人士的需求清单，我们需要这个清单信息来开展我们的分配工作，缺了它，其它工作就无法开展了。当报告已经迟了两天后，我不得不给他打电话，他倒是直接干脆地拒绝了我，甚至不肯多说一句。我爆了。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对他的看法，以及我希望什么时候，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信息。同时，我还跟他说，如果他不按我的要求去做，他的遗孀可以去哪里领他的遗体。我当时的声音一定特别大，就像耶利哥的广场大喇叭一样，我确信我那开放式办公隔断并没有被我的声音震倒，但我却看到有六个脑袋从半人高的墙后伸出来把我团团包围，他们的目光让我浑身不自在。
我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真实需求，自尊心和状态都得到的满足。方法就是去他的什么真实需求，你只要把办公位置按照紧俏度和优势度进行定级分类，然后跟组织结构进行匹配，就搞定了。它当然不完美，但至少我不用担心晚上走在路上被人从背后拍上一砖头。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加入英弗德克公司的。当时我在澳大利亚，就像我现在一样无所事事地闲逛了三个月后，我回到了伦敦。又过了两个月无头苍蝇似的生活后，我彻底没有了脾气。这时候，只要有工作我就干。后来我在建筑行业找份工作，助理工料测量师，是一个在做城市开发的老校友向我推荐的。
作为助理工料测量师，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确保一切都按照计划好的来进行。我必须确保工时或材料没有一点浪费，这就意味着你必须盯紧现场发生的一切。我痴迷于这项工作的复杂性。每项工作本身是相当简单的，但在建筑，勘察，工程，以及瓦工，架子式，电工，小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我了解一每个专业团队在任务中的作用时，我开始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通过大量的工程实践建立起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建筑项目的困境在于它的规模性和复杂度，他们的技能在之前没有以如此特定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使用。我很享受跟这么多团队在一起工作和会议的感觉，每个团队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和术语，比如瓦工说的“过梁”，还有每次走进绘图室都会朝着初级建筑师吼叫着“拜托，别再改图了！”的绘图员。
除此之外，这项工作其实并不适合我，关注细节并不是我的性格。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想办法绕开我。我后来离开建筑工程是因为另外的工程，说得更明白一点，是我的老板。老板的公子很热衷于刚兴旺起来的IT网络，他跟我提起他的公司有很多被他称之为’系统’相当的工作需要人手，他觉得以我的学历背景，接手这些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就是我加入英弗德克公司的过程。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为组织提供商业解决方案。我们的销售文案就是效率，效用，生产率和收益这四个词语所形成的24种组合形式，用以说明我们可以帮助业务达到他们非常想达到的状态。
我一直想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是跟项目有关的。但我得到的头衔却是‘助理系统分析师’，在那个时候我的角色实际上并不明确，更多的时候我要么在打杂，要么在抢修，或者在抢工。要知道，抢工时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啊。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马不停蹄地在一系列一直在实施的项目之间来回穿梭。最后我们给这些项目起了个昵称：’盲车’（Locos）（意思就是没有目的地的火车），这些项目就像往火车的发动机里不断地加油，却不知道驶向了哪条岔路，以至于没有人知道它们现在在哪里。所有参与者发现很难结束这些项目。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程序员不断地保证’我们已经完成了90%，只要再多给一周的时间，我们就能完成工作’，同时又坚持说‘只是有一些小的bug需要找出来解决掉’。
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的日子终归是要来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会召开一个‘丑媳妇见公婆’的例会，’公婆’就是最终用户，他们会跟我们的’媳妇’一起生活。如果用户们事先准备了演讲稿，你会发现上面充满了’慢’，’尴尬’，’困难’等词汇，以及‘只要你习惯了’，‘为什么屏幕又不动了’的语句。在适当的沉默之后，用户们会表态，这次的确有变化，然而却没有改进。最后，他们会提出一长串修改清单。
我把视线转回海上，太阳开始了它缓慢而又宿命地下落旅程。三个小时后，天就会变黑，黑色的天空中会点缀着点点星光，但好景色不会持续太久，已经开始起风了，随后会有大量的乌云随风而来，遮星闭月，美景就会丧失殆尽。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你以前肯定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仅靠一点点线索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这是不是很有趣？可惜的是项目却办不到。如果我能在项目一开始时就知道它完成时的样子该多好啊。’我叹了一口气。如果我们能够预测未来，避开那些不开心的事该多好。
‘算了吧，这就是生活。’
然而，我也曾经努力尝试过想更好地理解项目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多年来，我也尝试与其他项目经理探讨这些问题，当我与他们讨论时，他们通常会认为我所谈的问题只是我自己的事，于是他们就开始澄清他们并没有这些问题，有些项目经理会坦诚说的确有困难，但都已经过去了。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一个拯救恐龙的项目上表现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说明我的方法是唯一奏效的方法。这使得项目经理们对项目成败的原因遮遮掩掩，很难从中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项目经理跟职能经理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出现问题时，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要说一定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做对事情时，功劳是大家的。
也许我能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我已经孤身一人奋战了那么久。‘好吧，就这么定了。俗语怎么说着来得？’我想起来了，‘不汲取教训则必然重蹈覆辙。在这两周的最后一天，我真得想搞明白项目是怎么会事。’
我应该开始梳理我自己的经历。
我开始回忆过去，这对于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我喜欢新事物，喜欢勇往直前。我决定从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开始回忆，我在去上大学之前休了两年的学。到毕业的时候，我的年纪，以及一头长发和满脸的胡子让我显得比那些青春洋溢的小鲜肉成熟了很多，这很不对那些招聘者的味口。因此，当我得知可以留校当一个研究助理时，你可以理解我的开心了。相对于以前靠学生贷款过活的日子，当助理的薪水虽然微薄，但也让我觉得日子过得很奢华了。想到又可以住入有暖气的公寓时，我就激动不已，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
我当时是在研究大豆蛋白的分子结构。绿色运动和素食主义在那里正在兴起，产生了对肉类替代品的需求，而大豆蛋白很具有替代的潜质，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大豆蛋白在烹饪后，不管闻起来还是吃起来都像豆子，这会让很多人放弃；而且它也无法像肉一样炖汤。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素蛋白做得吃起来像肉一样。课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然而一旦你成功了，立马就会成为百万富翁。各种组织认为分子结构才是问题的关键，于是花重金来进行研究。
我当时很年轻，做梦都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想想都激动。我们的课题得到了两个商业组织的资助，大豆种植业联合会（简称CSGB）和一家名叫KET的加热设备制造公司。我能从这种商业化的资助中嗅到的蛛丝马迹是，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我会在这个行业中得到一个真正的职位。
我老板叫考斯特里，又高又瘦，满脸胡子，他是一个高傲的家伙，但脑子很灵光，他25岁时，就构建了一种很复杂的分子的结构模型，利用的设备是他自己发明、自己设计和自己组装的。因为只有他拥有研究所需要的唯一一台超贵的设备，他就理所当然地被邀请来负责这个为期两年，预算200万镑的项目。项目公开的目标是找出正确的大豆品种，能够作为肉类的替代品在KET公司的设备上进行加工。而教授的想法只是想利用他的设备来研究新的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分子结构。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好几年的压抑与苦闷。一群士气低落，毫无干劲的同事们给出的错误百出的分析结果让我把整天的时间花在重复试验上，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项目的目标是什么，整天跟设备打交道也让他们已经厌烦了。老板从来不直接跟我们沟通，我在想他是不是在用心灵感应术来组织协调大家的工作。遗憾的是，我们大家的该项技能都没有解锁，收不到他发出的信息。他不停地给出新的目标和试验让我们去做，当我们说我们对所要做事情颇有微辞时，他也不当一回事。
三年后，在花了300万英镑，而且延误了一年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些分子结构的显微图，这些图很具有学术价值，但对我们的赞助商一点用都没有。好吧，我的意思是，虽然我们还把他们叫作’赞助商’，而实际情况是，在项目开始的六个月后，KET换了执行总裁，新的总裁并没有对我们的项目表现出他前任那样的热情。CSGB那边的情况也不好，他们在努力维持会员对该项目的兴趣，项目开始后的那年，风调雨顺，农作物大丰收，但随后就引发了价格战。农产品的价格跌到了上一年的十分之一。联合会的成员要么忙着互相打价格战，要么啥也不做，坐等破产。
学院的副院长最初只是从财务的角度来看这个项目，被它丰厚的回报率所吸引，并没有想到万一出错了怎么办。我们与赞助商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CSBG不再掏钱了，而KET则威胁要起诉我们。副院长每次收到KET或联合会关于项目缺乏进展的抱怨信时，他就发愁，以至于他身体越来越胖，脑门越来越亮。他不断地向教授施压，让他赶紧交货，而教授则把压力转嫁给我们，让我们按他的安排来工作。
对于我来说，结束的日子是一个下午，我听说考斯特里教授没跟我商量就取消了我计划好的一系列试验，原因竟然是没有用他那宝贝设备！我怒发冲冠，我先告诉他他的宝贝只是一台‘又蠢又贵的垃圾设备’，项目根本就不应该围绕着它转！然后又一股脑地把我认为项目应该做什么倒了出来。那天的晚些时候，我在网上买了一张到澳大利亚的廉价机票，这已经是我能用最少的钱买到的最远的地方。说真得，我感觉自己一直在一个圈子里死循环，跳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