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社会的目标和理念能与个人的目标和理念协调共存时，社会才是有意义的。

对于个人而言，除非他拥有社会地位并发挥社会作用，否则就无所谓社会的存在。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之间必须要有明确的，行之有效的关系。如果个人不能拥有社会地位并发挥社会作用，社会对于他而言，就是非理性的、充满变数的、非定型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社会地位并发挥社会作用，无异于把它从社会群体中剥离了出来，使其成为一个找不到“归宿”的个体，成为流浪者。在他眼中，就根本不会有社会的存在。他的眼中只有恶魔般的暴力，正谬掺半，黑白掺杂，无法预测。人们决定了他的命运和生活，而他毫无抵抗之力，他对别人也全然无法了解。他就像一个盲人，在一个奇怪的房间里，玩着一种它不知道规则的游戏。

行动指南

抽出你宝贵的时间，向一个找不到“归宿”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他或许正饱受失业之苦，抑或已步入垂暮之年。为他写上一张写满鼓励话语的字条，或是邀请他共进午餐。

摘自

彼得·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今目标点评

（本期点评，文荣博士，北京亿企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今目标管理平台缔造者之一）

《工业人的未来》初版于1942年，在1995年再版序言中，德鲁克称本书是生平“最得意之作”，是自己“唯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工业人的未来》是一部社会政治哲学类大作，讨论的是一般性社会理论，不仅适用于五十年前的工业社会，也适用于今天的知识社会。

本篇日志摘自该书第2章“什么是功能性社会”，日志中提到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更为学究气的翻译应该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这是《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德鲁克坦承这两个概念来源于腾尼斯1888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

德鲁克没有说明如何让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协调共存，只是文采斐然地描述了一个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的流浪者，他要面对的世界是多么混乱和无助。

企业是具体而微的社会，社会一般性理论对企业同样有效。因此也可以说，企业的目标和理念，与员工的目标和理念协调共存时，企业对员工才是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九十六岁的杨绛先生，自嘲已经“走到人生边上”，还不忘自问自答，探寻生死的意义。勤勉睿智如杨先生，对于人生目标都时感茫然，芸芸众生，又有多少人能自诩清醒呢。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是否应该去了解员工的目标、是否能够了解员工的目标、应该了解员工哪些目标、如何判断员工目标和企业目标一致、如果不一致，是修正员工目标，还是修正企业目标等等，无一不是管理谜题。

引导员工寻找人生的目标，让员工明白自己在企业中究竟想获得什么、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做到这一点的管理者和企业，应该就是好的管理者和好的企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