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战和整体战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家管控论

首先，国家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先看三个概念：

系统论——1925年，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了“系统论”的思想。从此，人类的思维方式开始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在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和高度综合化发展的今天，人类面临着许多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参数众多的复杂问题，传统的“将事物分解研究”的方法已束手无策。而系统分析方法却能够以一个更高、更全面的整体视角来分析和解决现代复杂的问题。同时，系统论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群体智慧——生物界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作“群体智慧”：就单体来说较为低级的生物（如蚂蚁和蜜蜂），却能够依靠其庞大的种群数量创造“智慧”。观察表明，当这些低级生物群体的个数达到某种临界量或法定数时，思维便开始了。事实上，这同样适用于高级生物体——人，只是所产生的将是更高层次的群体智慧，因而常常不易被我们所发现。人们常常会感到被某个无形的力量所左右，说穿了，那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群体智慧”。

复杂巨系统——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深在其“复杂巨系统”的论述中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巨系统所以称其为“巨”，是指构成巨系统的子系统或称之为元素的数量非常庞大，而并非指其体积。如人的大脑，体积并不大，而组成大脑的神经元却有1000亿个之多，大脑就是一个典型的巨系统。巨系统分为“简单巨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国家就是个“复杂巨系统”：不仅构成的子系统非常多，还表现出系统中的层次很多，而且每个层次都呈现系统性的复杂行为，最重要的是这个系统中还有人类意识活动的参与。钱老的“复杂巨系统论”似乎正是融合了“系统论”与“群体智慧”这两个理论要点的更为科学而严谨的阐示，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国家的产生和演化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基于对“系统论”和“群体智慧”的认识，促使了我们对国家本质有了更新的理解：国家其实就是一个由庞大的人（脑）群所组成的一个拥有更高层次智慧的复杂巨系统。

18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人类文明千百年来渐进平缓的发展趋势，陡然大幅度提高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从我们的逻辑框架初发，这种突破式发展的根源正是由于人类社会这个巨系统内部的子系统数量突破了一个临界值而爆发出质变的结果，而子系统的要素正是人——人类数量的增加和人类大脑的发育和进化。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计算机的发明，“人—机模式”又进一步实现了人类脑部功能和数量的急剧拓展，新的临界值被突破了，信息革命到来，产生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拐点。短短几十年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人类数千年来所积累的财富总合……

此时，新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从英国爆发？而信息革命最先产生于美国？这是巧合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将涉及到我们本书的主题——国家管控。因为，单纯的子系统数量的增加仅仅是激发总系统发生质变的必要条件，并不充分。这种质变的发生还需要对内部各子系统的有效调配与组合，使其实现规模和有序。放到国家这个巨系统上，便是对国家的管理与控制。有效的国家管控可以加快“质变临界点”的到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信息革命无疑说明了这一点。

完整的国家管控体系，由国家机器、国家大战略、五个管控平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横向管控机制、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等五个层面构成。在不同国家、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五个管控平台运用组合与侧重点会有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管控平台是国家管控体系的基石，横向管控机制和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都是基于五个管控平台进行设计与运作的。

我们知道国家管控体系各要素是相辅相成、互动循环的。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来制定国家大战略、有效设置管控平台、实施横向管理、打造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建立国家管控体系。显然，国家管控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于复杂系统的形成，通常有两个观点：一种是自然形成观，即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自然沉淀、不具有可以设计性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复杂系统是可以设计，只是设计过程异常复杂而已。根据对社会系统和国家演化历程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国家管控体系也是可以设计的；而且随着世界格局的日益复杂和多变，只有对国家管控进行主动的设计和有效的运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获得自主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