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9月17日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会议还未开始，萨马兰奇就让秘书把几则电讯稿送给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委员)看。萨马兰奇在电讯稿上写了“何”字，并在后面打上了个大惊叹号。何振梁看了电讯后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家通讯社分别从悉尼和蒙特卡洛发出消息，说张百发于8月31日在北京接受了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张说，如果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使北京申办失败，中国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加以报复。何振梁不相信张百发会在这个敏感时刻，发表这种授人以柄的谈话，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他又无法立即与代表团取得联系、查清原委。
果然执委会一开始，萨马兰奇就问何振梁有没有抵制这回事，何振梁毫不含糊地表示根本没有。萨马兰奇听后很高兴，立即让国际奥委会公共关系主任纳皮埃在当天下午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安排何振梁去讲话。萨的意图明显是要为何振梁提供机会去澄清事实，把西方蓄意制造的这场“抵制”风波压下去。这并不合某些人的意，于是会上有人说：“中国方面如要澄清事实，可以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何必让何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去讲话？”萨马兰奇仍坚持让何振梁去说明情况，他说：“让何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他在执委会上表明的立场，有何不可？”何振梁知道，萨是在这关键时刻帮北京说话。
会议休息时，何振梁急忙赶回旅馆，并与住在另一个旅馆的代表团联系。他对伍绍祖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场风波压下去。
自1976年以来，抵制奥运会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最伤脑筋的事。抵制的行动一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并且国际体育界已达成共识：抵制行动不符合运动员的利益。何振梁处在与国际奥委会接触的第一线，比别人更早更多地感觉得到委员们的心态。为了政治目的而抵制奥运会的做法，在国际奥委会内最不得人心。悉尼散布中国将抵制奥运会的谣言，是花最少代价而又收到打击北京申办“最佳”效果的手段。因此，何振梁考虑他在新闻发布会的讲话，既要给支持我们的朋友以驳斥谣言的根据，更要使原来心存疑虑的人确信这是谣言，从而反过来增加对我们的同情。
这天在蒙特卡洛，这件事马上被“哄”成了最大新闻。几家电视台整天每小时一次地播放“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还播出了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的一些镜头来证明他们“言之有据”。西方几大通讯社一天几次地播发有关中国要抵制的消息，有的消息别有用心，说中国从来就把政治利益放在奥林匹克理想之上，以往就有过抵制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历史；说北京又在打政治牌，这次是想用抵制来“讹诈”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说奥运会交给北京办，到时候万一来个变化，很靠不住。
去新闻中心之前，何振梁匆匆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代表团新闻发布会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西方记者抓住所谓“抵制”问题，频频向我代表团发言人发难。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发言人在回答时不够明确坚定，只说“还没有研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事”，“中国奥委会一贯尊重和支持奥林匹克的宗旨，对有利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事，我们都会积极支持”。这种用外交辞令的回答，不仅不能把“抵制风波”压下去，反而使人产生“事出有因”的感觉。
于是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何振梁对几百个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明：“美国众议院关于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决议，是对奥林匹克事务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坚决反对。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不存在中国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问题。”记者继续追问“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正在积极训练不等于届时参加”、“你对张百发的讲话有何评论”等。何振梁先用法语回答：“我不知道张百发先生有这类谈话，有关他的讲话显系误译误传。我再重复一遍，不论蒙特卡洛的表决结果如何，我们将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他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终于不再提问。
事后了解，8月31日澳大利亚特别电视台采访张百发时，他确曾对美国国会明目张胆地违反奥林匹克原则、干涉中国人民申办奥运会的权利，表达了十分气愤的心情。他同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没有想到澳大利亚方面把这段讲话掐头去尾地加以编制之后，在蒙特卡洛表决前夕播出，并且把内容事先透露给西方各大通讯社。澳方的真实意图就是在临近表决之时，突然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以遏制北京正在不断上升的气势，使我们难以在短短的最后关头翻过身来。
直到19日，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尔对记者说，中国将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立场已像水晶般的清楚。“抵制风波”总算是过去了，但是它对表决会带来多大影响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