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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玲（文）

　　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介绍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总结有这样的一段：

　　“现在，我们知道广东省去年11月就开始出现沙斯。沙斯爆发早期的病例没有公开报告，致使一种严重的疾病悄悄扎下根来，因此几乎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在国际上蔓延。

　　“这是对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教训：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和电子网络联系的世界，由于害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而隐瞒一种传染病病例是权宜之计，会带来很高的代价——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失去信任，加剧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使邻国的卫生和经济遭到破坏，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就是在国家本土上的爆发会螺旋式发展，以致失去控制。”

　　这段话看似世界所应吸取的教训，但细细咀嚼，这似乎也是世卫组织俨然“教训”中国之辞。

　　当然，上个星期世卫传染病项目执行主任海曼在北京总算说了些中国的“好话”，肯定了中国在防治沙斯上所付出的努力。世卫也跟着撤除了中国华北部分地区的旅游警告。

　　过去几个月来，世卫组织官员一会儿怀疑中国病例数据的说法，一会儿又有官员表示中国数据可信，让不少人感到世卫发出混乱的信息。而这些“口径不一”的消息再经过媒体放大，受到怀疑的往往不会是世卫本身，而是中国。

　　事实上，在北京举行的几场记者会上，好些外国记者的发问，或旁敲侧击，或咄咄逼人，说穿了也就是对中国有点将信将疑。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首次登场，一反原卫生部长张文康的立场，承认中国沙斯疫情的严重性，公开数字。结果，会上有外国记者单刀直入地表示有了前科，他举的数据如何让人相信。

　　“你们凭什么不相信呢？我又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中国的高级官员发出这样的反诘之语，令人感慨。何况高强的“怎样才能让你相信呢”，不是说了一遍，4.20记者会后，当中国开始实行每天报告病例数字，另一次的记者会上，高强还是不得不重复了类似的话。

　　即使到今天，世卫组织已经说中国数据非不可信了，但如果你私下问周围在中国以外的人是否相信中国公布的病例数据，同样表示“不信”的或许大有人在。

　　尽管后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果断措施赢得不少掌声，但世卫组织上面的那段话“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失去信任”并非虚言。这与外界已经形成“中国在最初阶段隐瞒疫情”的印象有关。

　　原卫生部长的“疫情受到控制”，“在中国工作、旅游、开会是安全的”话一直让许多人无法释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洪涛断定沙斯病毒是衣原体，而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专家汪建等虽然不同意这个研究结果，却也无法得到病毒样本，最终得把自己包在保护衣里混入实验室向联系好的朋友索取样本，并发出“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间谍活动似的”的慨叹。类似这样的插曲，自然更让外面的人对中国的情况惴惴不安。

　　中国后来严防瞒报疫情，采取多方面的防治措施，并且获得世卫组织的肯定。事实上，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甚至罕有的公然地批评“有些科技人员不顾全大局、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功、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负责任的、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

　　然而，外界对中国的怀疑态度却不一定跟着同步进行调整，更别说正视中国的努力和看到中国的转变。一些人对中国的“不信任”之中，其实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有一心希望中国站起来的人，对于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不够诚实”感到失望，但是也有不少是原来就或多或少对中国存在偏见的。这次沙斯事件的发生，让这一部分的人觉得是印证了自己对中国的既定想法。

　　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不少人谈论把中国纳入世界轨道的必要性。从中国的角度说，则如何与世界接轨是中国入世后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次的沙斯问题，其实原也应该置放在这个纳入世界轨道的框架之中来看。而所谓的“纳入世界轨道”，不应该只是一个方面的努力。中国要“接轨”，世界的“轨道”固然不容伸缩，但“纳入”的态度却并非不能改变的。

　　在催促中国从制度上进行调整的同时，外界也需要同它互动，单方面地一味责怪中国这样那样，或者期望中国即刻变成这样那样，而不去从这个幅员广阔、历史遗产丰富而沉重的国家的角度理解，时时以“世界的准绳”去要求它，即便是出于善意，却未必完全合适。

　　如果再回头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所发出的信息，有趣的是，他们不是一个笼统模糊的集体，仔细探究，他们的所处地不同，对中国评价也不太一样。在中国以外的世卫专家像押谷仁说中国提供的资料不够不完整，像海曼原来也有所怀疑，但是像钱秉中、贝汉卫等，则往往从中国披露信息的方法、病例界定的方式等方面，进一步解释对所得资料的疑虑，而不是一口咬定数据有虚报之嫌。

　　这些说法的差异，是不是因为身在北京的世卫官员有更强烈的“现场感”，看到中国的努力，领会他们的困难，包括在器材装备上的不足的缘故？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完备的相关检测器材？中国医护人员为什么不采取一些国家、地区的方式，进出病房即更换一套防护衣的方式？在外面的人是否真正能从切实的情况去思考中国所受到的局限？

　　晋惠帝在天下荒馑，百姓多饿死之际问“何不食肉糜”的比喻，用在外人看待中国的情况上或许不完全贴切，但是天天美味佳肴的人问肚子饿的人为何不吃点肉粥的距离感，却是外人在看待中国问题时经常出现的。

　　中国的许多问题，牵涉的很可能是整套制度的改变。每一次问题的浮现，突显的都是改变的迫切性。然而迫切并不等于改变一朝一夕即能成就。

　　外人的批评原来就是希望看到改进，因此批评之后，也需得给予别人自我改善的机会。如果一方没有改变原有的做法，另一方也根本没有屏弃固有的观念，那即使前一方在争取到能够挪动的空间中逐渐转变，另一方也还是不会体恤这样的努力的。要“与世界接轨”或者“纳入世界轨道”本来就是颇为费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