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习目的——学不致用
　　从学习目的看，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必须使用外语。因为：
　　第一，绝大多数人(学者或三年后成为学者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可能学贯中西，不可能也不需要都走在国际前沿(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他们完全可以依据经济学分工原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专业上，不必花费时间从外文原文起步，专业翻译人员与智能翻译系统及极少数学贯中西的大家所提供的译作已完全满足工作需要。如此，不仅节省时间，而且比他们自己翻译外文更准确。从另一方面看，大量经典外文原文(如凯恩斯的《通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甚至都远非专职外语人员(他们还须学习某一专业)所能译之，如此，一般人还可能攻读它们吗？即使所谓学习外文会话，绝大多数中国人见到外国人、外国人与他们说话的机会又有多少呢？中国人太多了！
　　第二，当今中国的9年制义务教育及3年制高中教育中，已经学习公共外语(以下简称外语)多达9至12年，世界上有什么非高级的课程需要学这么多年？甚至还要在大学继续(强制)学习2年？实际上，大学公共外语在重复高中外语，研究生外语在重复大学外语。从对全国大学生、研究生调查中可以证实：我们的学生对大学中重复开设的外语课是不满意的，他们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也许，在大学阶段开设专业外语(当然不能采用现在的开课方式)是有必要的，公共外语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影响了专业外语与专业课程学习。依笔者经验，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学习十几年的公共外语之后，其阅读专业外文原著的能力与外文写作的能力仍极其薄弱！因此，现在的外语学习目的是为外语而外语。
　　第三，甚至说现在是为外语而学习外语已是过誉了。因为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及各类人才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年外语后，其考托福、GRE、英语四级、六级及实用的能力并不高，他们还需要到校外去参加由新东方之类的民办学校所提供的外语培训。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需要学习的实用外语课程，现在的高校并没有提供或提供得很不充分，这也就说明现在的外语学习目的是不清的、定位是不准的。在根本上我们的外语学习是以外语教师为本位、以语言研究为本位。

　　外语学习内容——不切实际
　　由于学习目的有误，使得学习内容不是以学生、专业、生活为本位，而是变成了外语教师的钻牛角尖。笔者随机抽查了几本英文教材，发现公共外语为了追求所谓的高级内容，不得不走向大而全、多而杂、偏而怪之路，似乎要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外语(教材)专家。但由于是公共外语，不以外语为职业，又按照中国人学习汉语言的方式编写教材，甚至让外语承担思想教育的任务，结果学习内容离实用甚远。这里略举几例佐证。
　　例1：由浙江大学编的《新编大学英语》其第1册第1单元中的阅读材料就是一个试图进行思想教育的材料，其题目是A　Good　Heart　to　Lean　on(编者译为善良之心，永世相依。依笔者之见，应译为有心者有力或恒心者事成。此书中还有一些译文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如果他找到了一颗善心，那么有这颗善心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位大好人”，“你定步伐，我会尽量跟上”，等等)。其实，五千年中华文库中用来做思想教育的材料可谓浩如烟海，还需要从英文中找吗？学习这样的英文，除了外语专家，其他人有必要吗？何况中英文之间的差异，有些是不可能互译的，这正如唐诗宋词是不可译的一样(如果译了，那完全是对唐诗宋词的彻底否定)。
　　例2：全国到处都在搞外语热。笔者手头有一份某某市民基本英语100句的材料，其内容是：“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exchange？你要换多少？”笔者不解，现在到处都有兑换点，这还是一个问题吗？一个外国人到中国难道不会做准备吗？据了解，该市那么多的服务场所(违规)更喜欢美元，外国人在该市还需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吗？这样的市民英语不是闭门造车又能是什么呢？外国人到中国来难道不想学一点汉语吗？与其守株待兔，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走出国门大力推广汉语呢？比如2008年奥运会我们应该主动派出一批人去各国普及汉语(最基础的，20－30句)，一举多得为何不为之呢？
　　例3，全国公共英语4级考试内容简直就是试图通过英语要把人培养成全才。以北京外国语大学范文杰主编的辅导书为例，它的(各课)内容涉及所有领域。比如，在经济单元中，它告诉你：推动世界新经济的十项主要原则，中美关于加入WTO谈判的知识，等等。笔者不解，对于非经济专业的人而言，有必要掌握这些东西吗？他们有掌握的基础吗？他们学外文是要看外国人写的英文还是看国内的对外宣传材料？在地理单元中，它告诉你：尼罗河与白尼罗河。我们学英文是为了了解埃及的尼罗河之作用吗？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地理是什么？我们非要通过英文了解吗？

　　外语学习效果——得不偿失
　　几乎可以公认，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力量最大的外(英)语教育是在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有教授把它说成是″摧毁中国素质教育的一把利剑″(《文摘报》2004.8.22)。与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机会成本相比，外语教育得不偿失。绝大多数人在学习十几年外语之后，其实际外语能力仍很低。中国人智商、情商并不低，何以外语学习效果如此之低呢？除了学习目的有误、学习内容庞杂之外，大概与这样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由于人人学外语，这样就需要庞大的外语教师队伍。如此，良莠不齐。据了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师普遍能力很低，结果小学的英语变成中学的，中学的英语变成大学的，本来应去教小学英语的却在教初中英语。本来就不够的英语师资由于配置上移，更加不均，使教师与学生比例严重失调。一个教室常常50－80个学生，甚至百名学生，直接影响了英语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部门在强制普及英语，但学习大环境并不开放。比如，我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很少播放外国原声节目。我们有一个国际电台在播放时大量插入中文及歌曲，中央电视台9频道播放的外文又完全是对外宣传材料。其实，如果有一个外语氛围，常听常看，又有什么学不会的呢？
　　第三，学习方法不当，学习年限过长，本来语言是用于说与看，但现在看得少，说的少。看得少是指该看的外文原文少，该看的专业外文少，不该看的东西如所谓的语法、特例看得多，结果真看原文反而看不懂、看得慢。笔者随机翻了一本名为《高中英语语法大全》(李陆桂主编)的书，其第18章是讲主谓一致。共讲了主谓一致的13种情况。笔者真是不解：这究竟是在学语言还是学技术？恐怕连美国人也说不全、记不住主谓一致有13种情况。语言原本是很活的东西，你非要把它定格，把它变成语言学。如此，外语学习不是钻进牛角尖了吗？其实多看原文、少讲规则，自然就熟了。再看看外语学习中的“说”，现在由于师生比例失衡，师生之间能有多少交流？真学语言，一个班绝不能超过20个，5－10个最好。
　　第四，一个人如果明知学习外文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语言交流而喜欢独处，一个人如果在比较了解外语学习与其他科目学习成本之后而认为学习外语并不是有比较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强制地要求学习外语，还可能有好的学习效果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会使人们自然地会在各种科目的学习上作出优化选择，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市场需要，你不让他学也要学；市场不需要，你强制他学他也学不进去，几乎绝大多数天才都是偏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一律强制所有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优势的人必须长时间学习同一个东西，必然扼杀人的多样性，必然限制人的竞争发展空间。一项制度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弊大于利，得不偿失，我们的教育部门还应该强硬坚持吗？

　　独尊外语———于法无据
　　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转向法治经济。对于政府而言，法无规定的绝不可为，只做法律所规定的。中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从没有对学校必须开设什么课程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外语等级考试及职称外语考试等作出规定，法律上只规定可以由国家教育部门制定相关制度，但关于教育部门如何制定这些相关制度的程序没有规定。根据国家的立法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凡是涉及公民权利、国家利益的都应该制定法律。显然，在全国1.2亿小学生、近亿中学生、千万大学生、研究生中究竟必须开设什么课程是一件大事，绝不可无法可依，绝不应该由一个部门说了算。从这一点讲，目前的外语一票否决首先是没有法律依据。不仅政府在非义务教育中无权实行外语一票否决，政府要从职称外语与等级外语考试中退出，而且任何机构不可在广告中设立外语壁垒。这就类似于可以抽烟但不可做烟产品广告。其次是把外语科目抬到这样一个独尊高度，甚至还要搞所谓的双语教学、外语授课(非外语专业)，则既违反了我国的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汉语是唯一官方语言，就像人民币是唯一流通货币一样)，否定了中国语言的优势，打击了中国人的自尊，也影响了中国人素质的提高、专业能力的增强，忽视了人的多样性，限制了社会竞争空间，抑制了市场的选择功能，导致了中国教育资源的相当浪费，阻碍了各种怪才、天才、偏才的成长，扭曲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学术与非学术竞争，降低了中国文化的安全。
　　当然，笔者不是否定外语的重要性，而是否定外语的一票否决制度，纠正政府在外语教育中的越位(政府直接组织职称外语、等级外语考试等)、缺位(没有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错位(集运动员、裁判、领队三种角色于一身)，肯定市场在人才选拔中的决定作用。政府要管该管的，政府要提供市场不可能提供、不适宜提供的公共产品，外语教育特别是非义务外语教育显然不属于公共产品！
　　就13亿人口大国来说，如果有1％的人外语水平较高，那就是1300万，难道还不是外语大国吗？其余99％的人还有必要在学完9年公共外语之后再泛泛而学吗？
　　切记，外语是工具，而且并非是人人必须使用的工具；校园里、课堂上学外语仅仅是外语学习的手段之一；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废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公共外语教育是时候了！废除政府职称外语考试与等级外语考试是时候了！废除外语的一票否决是时候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