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的骗子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无能的骗子，另一种叫做无耻的骗子。先说前一种。这类人包括那些用耳朵听字的，把药片穿过瓶子底的，通晓“宇宙语”的，把自来水变成油的，等等。为什么说他们是无能的骗子呢？因为他们的把戏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识破，他们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料；更严重者，有些骗子更成为国家级的罪犯被追逐到海角天涯。因为爱情被追逐到天涯海角是一种浪漫，而因为骗术被追逐就不那么浪漫，甚至显得很二百五。这道理明摆着：就算他们骗到了一些钱，也是得不偿失，因为他们为了那点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有时候大得超过了钱财的覆盖程度，因而他们的骗术，最终带来的是一种负面价值。这方面的道理不用多说。

　　另一类骗子的命运显然好得多。他们都有一个堂皇的头衔，一般都是国家认可的学术单位的从职人员，而且他们的地位相当高，多数是教授什么的，不济的也能算个专家。他们骗起人来，不是靠打地摊摆场子，不，他们嫌那样效率太低；他们靠正经的媒体的途径，宣传自己的骗术。为什么说他们无耻呢？就是因为，虽然他们和第一类骗子一样，肚子里都是大粪，但是因为他们头上的光环很耀眼，能把人晃的晕晕乎乎五迷三道的。一般人不是没有能力识破他们的骗术，也不是因为大家笨，只是因为他们头上的光环吓人罢了。他们骗的越厉害，大家就越崇拜他们，而他们的目的，和第一种骗子一样，也是为了一些钱财。所以说他们是无耻的骗子。现在我就要说到文章的主题，那就是本文的题目。

　　坦率地讲，我看到了北京大学某些教授的言论，不得不把他们归到骗子那一堆里。比如说，北大有一位全国闻名的经济学家厉教授，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 “小康社会的标志就是有第二套住房”。我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个理论，靠我自己的智慧，怎么也琢磨不出他的道理该如何解释。第一，什么叫小康社会？第二，拥有第二套住房的人应该达到多少才算有了普遍意义？第三，住房是否代表生活水准的全部标准？我的结论是，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可以得到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小康国家。因为在富裕国家如美国瑞士日本等等，也并不是所有国民都拥有第二套住房，所以没有达到小康社会；第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康社会。因为就算是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比如尼泊尔柬埔寨中国，也有某些富豪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住宅。按照厉教授的理论，大概北朝鲜是个唯一的例外，它可能还没有达到小康。

　　又比如，我认识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张教授，在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这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把高行健的作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作了比较，得到了一个结论：宁可看春节联欢晚会，也不要看高行健。说实在话，看了这样的文章，我很为北大感到沮丧。搞文学评论的人，连同项比较都不会，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高行健是个作家，最好和作家来比较，比如和其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比较，或者和国内的一流作家相比较，才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拿一个作家的作品去和一台打谷场上的东北大秧歌比较，我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结论。这位作家的心情，我很理解，人类的感情中有一部分叫做妒嫉和郁闷，这样的情绪，是一种感情用事时的发泄，而不能够用来作学术评论。对待诺贝尔得奖者，最好不要用这种心态。公然地蔑视一个世界级的荣誉，这样的心态是不恰当的。关于同项比较，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人说，乔丹打球打得棒极了，另外一个人反驳说，乔丹不如张二宝踢毽子踢得好，所以宁可看张二宝踢毽子也不要看乔丹打球。我们得到的结论只能是，后者最好只看张二宝踢毽子就够了，不要看乔丹。偶尔让他看到了乔丹，就是对乔丹球技的糟践，那是乔丹的不幸。对于张教授来说，看看打谷场上的欢乐就够了，不看高行健也罢，免得糟蹋了高行健。

　　北大还有一位姓刘的经济学家，据说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他把自己的几本书翻来覆去地“排列重组”，一版再版，据此也差不多著作等身了。这件事已经够无耻，没想到他还在北京市的政协会议上发表高言大论：“北京的堵车让我感到欣慰，因为堵车象征着经济的繁荣”。京城四少，听上去很有些江湖味道，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北大的教授。堵车象征着经济繁荣，那么亮马河变成臭水沟，玉渊潭变成硫酸池好不好？那也是工业发展的繁荣啊。堵车是一个令所有大城市的管理者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却感到欣慰。我想，北京所有的汽车司机都会这么称赞刘教授：我真想拿大嘴巴抽孙子！

　　北大还有一位搞人类学的王教授，楞把孟子从外文著作中翻回来，翻成“门修斯”，这件事已经成为全世界学术界的趣事，这里且不去说它。一个搞人类学的中国人，还是教授，楞把孟子弄成门修斯，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着在他的笔下出现“孔修斯”，“老修斯”，“阳明修斯”，乃至“ 雪芹修斯”，然后把中国的人类学改名为“修斯学”，看来这一天并不遥远。我们满心欢喜地期待着！

　　说到满嘴里跑火车，上述几位北大的教授还不是最绝的。我见到最绝的一位北大教授，姓王，是个什么国情中心的研究员，还是博士导师。他提出了一个伟大的 “创意”：在圆明园遗址上建一所“八国联合大学”，让当年放火烧圆明园的八个强盗国家各自回来建立一个学院，组成八国联合大学。我的感觉是，看来这位伟大的教授，把大学当成包子铺了。剑桥大学就是“剑桥包子铺”，巴黎大学就是“巴黎包子铺”，在那边是卖包子的，收拾收拾锅碗瓢盆，搬到北京来，搭锅埋灶，就可以接着卖包子。我建议这位伟大的教授，先到那八个国家的一流大学里吃顿饭，看看人家到底是卖包子还是买米饭，再回来搞创意也不迟；然后再到宣传部（注意，不是教育部，这事估计教育部管不了）去闻听一下，如果剑桥包子铺到北京开个分店，包子馅的配方由谁来决定？这两件事办完了，我估计王教授就会干点别的去了。伟大的王教授还有一个超人的“创意”：把北京变成海滨城市。我想，这个创意不用再多说了，因为大家还想舒舒服服地吃饭呢。

　　对于以上几个例子，大家都有各自的评价。我想提出一点严肃的话题，仅供参考。那就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出生的那批中国人，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很不幸地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首先，他们是一批不幸的人，“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是这批人的生活轨迹，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是他们不得不经历的生活内容。在没有教育的环境里长大，在谎言和欺骗中摔打，然后直接进入一个唯利是图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就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在错过了求学年龄以后，他们只是以“补习”的方式接受了一些教育，因而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是畸形的。同时，他们又是文化的破坏者，他们就是当年冲到老师家里，把老师的藏书拿出来付之一炬的那些人；他们就是拿铜头皮带狠狠地抽向老师脸的那些人；他们就是砸烂普希金雕像的那些人；他们就是把女校长活活打死以后塞到粪坑里的那些人。在他们的学生时代，老师是和“臭”字联在一起的，“知识”是和“反动”连在一起的。他们的言论，如果跟他们的成长背景联系起来，或许能够得到某种合理的解释。问题是，他们当年接受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教导，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到了今天，他们以自身的言行，肆无忌惮地亵渎着知识。本来老师不臭，也不是老九，他们的言行，倒真让人怀疑起老师排行第几以及是不是臭了。

　　历史不容得开玩笑，谁跟历史开玩笑，他必定受到历史的嘲弄。现在，这些北大的教授们，已经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事实。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对于科学的态度问题。上边提到的北大的教授，都是人文科学的教授，这里可能有一个误解：自然科学是严谨的，而人文科学的原则就没那么严格。我要纠正这样的想法，人文科学也是科学，同样不能任意而为。我提到的最后一位王教授，他的脑海里只有“创意”，而创意在他那里已经变成了胡说八道。我要告诉他，这是不好的。好的大学不是靠竞争来刺激的，退一步说，就算是竞争，北大和清华比邻而居，应该是很好的竞争对手，实在用不着再弄一个什么八国联合大学来趟浑水。谁说两个大学不能竞争，非要三个才能竞争？另外，好的大学并不是靠创意存在的，好大学就是能够学到如何做人的地方，学问倒在其次。先做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再去做学问，是一个正确的顺序。科学需要的最基本态度就是老老实实，不要醉心于什么创意，当然，如果能做到不胡说八道，就更好。

　　老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爱因斯坦去世的时候，当地的报纸以“永恒的老师”（Forever Teacher）来赞誉他，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老师这个称呼是何等高尚。这个道理，当年的中国的读书人也懂，比如当年潘光旦教授在清华时就说过：“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这个道理，到了今天，已经被中国的读书人漠视了。上述的老师们，有没有学问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确实不适合当老师，这一点想法我不想隐瞒。我是个很温和的人，但是如果有人提议，让全中国的男人向他们撒尿，女人向他们吐痰，淹死他们，我想我不会阻止。我并不是成心羞辱他们，只是想帮助他们学好。

　　　我有一个同班同学，是个心胸很开阔的人。我跟他说了北大某些教授们的创意，他很认真地想了想说：北大实在太大了，好教授也多，坏教授也多。在我看来，这个评价宽厚极了。我想跟北大的校长建议一下，是否考虑一下对于这些坏教授的取舍，说到底，这也是为了北大的声誉。北大是一个辉煌的名字，不应该是无耻的骗子们招摇撞骗的乐园，我想，对于这一点，许校长应该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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