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生存空间”这个字眼，似乎也因为纳粹德国曾经使用过而成了违反“政治正确性”的概念，谁使用它，谁就会被妖魔化。当中国的学者有时不得不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使用另外一个词：“人地矛盾”，而这样一种替代，至少在传播学意义上，给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大打了折扣。在这里，我丝毫不想掩饰我对于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不敬。他们写了那么多伪善的书，说了那么多伪善的话，却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曾爆发过多次极为血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战后，有了那么一种新的论调，说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一个抛弃了伪善而真正严肃思考我们这个星球的问题的人决不会同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
　　所谓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的例子，只限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几个很小、情况又非常特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例子，但日本是靠在战争中侵略中国，然后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而获得它的原始资本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他们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也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资源更多、生存空间更宽敞的地方去。
　　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我经常看到媒体上，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说西方人多么多么文明，他们坐公共汽车从不乱挤、抢座，他们的街道有多么多么干净，等等。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反驳此类言论的帖子。这个帖子说：美国人从车里往外丢脏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过因为人少，街道才显得干净。对于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还可以提供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曾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居住过，那里的最豪华的百货公司门口夜里常常有人小便，人数还不少，故此白天也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温哥华的人口少、自然条件好，它仍旧称得上是北美最干净、最美丽的城市。我敢说，如果让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国这种密度条件下，他们会比中国人更不文明、更肮脏、更破坏生态环境、更窝里斗……，甚至连他们的民主制度恐怕都会变了味。
　　日本也许是个例外，但日本人是以极度克制自己的个人自由来适应高人口密度的环境的。曾经有一个非常了解日本的文化，因而为日本人所喜爱的朋友告诉我：日本人的“规矩”之多，真是外人难以想象，如果并非从小在日本长大，绝对是动辄得咎，而这一切都源于日本的拥挤。因为生存空间的狭小，日本人的生活质量与他们的人均收入及努力程度都不成比例。即使是日本，我们也不要忘记，它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掉了几乎所有近代夺取来的生存空间（但不是全部，比如琉球群岛，原来就是中国的属国，现在还在它手里），但它从中国掠夺的金钱和自然资源帮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子。
　　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改进自己的行为了，就目前而言，我们就是这个自然资源条件、这个生存空间、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它们，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环境制约因素。这个环境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生存空间的这个因素。
最近，在英国发生了历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偷渡客死于非命事件。英国海关人员6月19日凌晨在英国南部多佛尔港检查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时，在集装箱内发现58具（54男、4女）尸体，该批偷渡客来自中国大陆。
　　类似的新闻我看过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难受。一些西方人，还有一些惯于诋毁中国以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会说，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专制政权”。但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明白，虽然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满意，但这些人决不是在“逃避专制政权”，而是在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实际上，那些生存空间匮乏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吗？
　　有些人还会说，这些偷渡客并不穷，否则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费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每年有无数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包括劳力、智力、尊严、女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以各种方式谋求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匮乏、生存空间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欧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则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那些排着长队考托福的莘莘学子们，那些甘愿嫁给又丑、又蠢、又穷、又老的外国人的年轻、貌美、聪明的中国姑娘们，那些挥舞着生花妙笔为中国人抛弃自己的祖国而赞美、讴歌，描绘着一个外国天堂、外国人天使的文人墨客们，我想说，我都理解。可这些人却不肯说出真相，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这个真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的狭小。
　　所谓中国人往外跑是因为“苛政猛于虎”是不对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人不应该出去，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去。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中国的生存空间的狭小，很多人都是认识到了的，而其根源，则很多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失误。我想说的是，仅从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看，仅从这几十年看，这种说法未尝不对，但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这种说法就有问题了。在15世纪时，中国的人口已经相当可观，达到1亿至1.3亿，欧洲则只有5000万至5500万。实际上，相对于世界总人口，特别是相对于欧洲人及其后裔，近代中国的人口比例并不是增多而是大大减少的。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中国的生存空间狭小，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多生了孩子，而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中国人打了败仗，而欧洲人打了胜仗。
　　面对这种严酷的生存空间问题，西方的政府和一些学人表现出十足的伪善的面孔。据报道：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梅斯纳（Doris Meissner）6月份访问北京和福建时，敦促中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阎学通说得非常好。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来一直敦促中国对外开放的华盛顿现在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像管制监狱一样来控制边境。阎学通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他还认为，迁徒自由应当看作和言论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A国没有言论自由，你至少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享受言论自由。”
　　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严格控制刚刚放松的边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国人明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的祖宗没有抢到我们的祖宗抢到的空间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的地盘，你们就活该倒霉，有能耐你们也来抢，那我们也认了，谁让我们抢不过别人的呢？问题是美国在标榜“人权高于主权”。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那个主权稍往下放一放，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以享受人权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这条原则，那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死。
　　很多中国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生存空间狭窄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十分荒唐。张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战。挑战什么呢？比比谁消耗的自然资源更少，并认为这最终会“感动”西方人。再没有什么比这种伟大的“新儒家”（张先生自己标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谬的了。张先生应该去看一下美国人写的《文化与进化》一书，这本书明确地说：高级物种与低级物种之间的差别甚至“并不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于利用的数量”。张先生的“高招”不仅不可能感动西方人，恐怕反而会招致西方人的耻笑，笑中国人的愚蠢、低劣。当然，张先生会说，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不对的。然而，就算我们同意张先生的价值判断，我们也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譬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对应该采用西方人的观点，而不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索尔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倾塌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民族利益丧失防卫意识，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前苏联某些政策或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的结果，比如，对所谓的沙文主义的不断批判，诸多不尽合理的民族政策，关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幻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地淡化，整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当然，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过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现在的美国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个劲地批民族主义，这些作为一种理想也许是崇高的，但距离现实太远，在现实中反而会被“劣币”所淘汰。
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为少数不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人所决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一个专制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说到；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说，则是美国和西方强国俱乐部的霸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自由主义与霸权”一章里已经有较为深入的解说，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极为欣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类似罗马人的、和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制，统治种族的民主投票可以决定消灭奴隶种族。我认为，中国人的命运不能为另一群人所决定，即使他们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决定的，因为在这个民主程序中，没有中国人的参与。这是我与中国的那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
　　而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恶狠狠地诅咒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我看还是一个已经过世了的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比较真诚，他没有像当代那些伪善的知识分子那样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我实在无法像中国的那些主流知识分子那样，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盲目地相信西方人的道德特别高尚。然而，我还是愿意设想一个新的、可以包容世界各民族的世界体系，但我认为，这样一个体系只能产生于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西方人的道德和仁慈。这个体系必须应对我在前面所说的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个体系必须实现：自然资源与生存空间分配更平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些鼓吹所谓全球化的学者说，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配置生产要素。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这些“自由配置”的生产要素中，为什么不包括劳动力。只有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国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的地球，才称得上是“全球化”或民主的世界体系。管理这个世界的机构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共同选举产生，而不是仅仅由美国人选举产生。
　　我认为，在现代，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并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确实还在涌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虽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表现得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思想贫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多半将出在中国。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既处于边缘，对于这个星球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刻的切身体会，又有一定的力量，包括文化的、物质的力量，因而有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和矛盾做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