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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富人政治”
“富人政治”在中国的兴起，从某种角度上说，也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正加速联姻。在民主政治体制尚不健全、贫富差距悬殊、公民权益尚未得到有力保障的中国国情下，不可不警惕“富人政治”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流，使中国陷入腐败的“权贵政治”的泥潭。 “富人政治”兴起及表象 今年的两会，大量非公经济人士出现在两会会场，深受各界关注。作为中国政治的“新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都是新的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且，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参政议政意愿。 新华社的电文如此表述：“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一批非公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在这些人中，有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徐冠巨，有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等等。>>> 非公经济人士首次担任省级高官，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态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和象征意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新阶层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说。 而在县级和乡镇一级的权力机构中，乘着16大的春风，“富人参政”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在涌现，成为21世纪之初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表象。据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已有数万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此前一直处于权力体系之外的非公经济人士，作为经济界的代表，能够反映这个阶层的声音，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功能，这固然是社会可喜的进步之一，折射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进步。 但同时，“富人政治”的兴起，从某种角度上说，也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正加速联姻。在民主政治体制尚不健全、贫富差距悬殊、公民权益尚未得到有力保障的中国国情下，不可不警惕“富人政治”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流，使中国陷入腐败的“权贵政治”的泥潭。 警惕“富人政治”变味道 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使之成为了16大和最近“两会”的“新贵”，来自经济界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正逐步形成自己的“话语权”，成为主导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凡事都有其两面性，对于这个新现象，必须客观看待。 2002年，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根据“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报告》把中国人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它们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 《报告》还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据官方资料公布，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1扩大到12.66：1；而这一差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进一步扩大。 在市场环境中，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企业家和经理阶层的不断壮大，并且必然给他们带来日益膨胀的经济资源。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国情下，不能否认，部分掌握社会经济资源的“新贵”必然会和掌握社会政治资源的官僚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构筑非法的获利渠道，并在政治上打压自由竞争对手，形成中国社会的权贵阶层，自动侵袭和腐蚀社会良性发展的力量。 这是全社会在充分尊重非公经济人士的权益基础之上，必须警惕的。 “富人政治”对乡村政治的影响 代表乡村新富阶层的农村私营企业主通过捐资参政，走上政治前台，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那里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那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强烈需求，激发了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渴望。 但是，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我们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在许多地方的民主选举中，大量“用钞票来选举”、“黒金政治”和“流氓政治”现象的出现，表明在中国，“新贵”为“政”不仁、以“政”谋私的现象绝非个别。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说，在这20多年的乡村经济与政治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而普通农民变得更分散、弱小，他们在制度保障方面处于无助的地位，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普通农民从总体上是无力制约乡村权势阶层，因为乡村权势阶层控制了普通农民的基本生活的土地资源以及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权势阶层增加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形成，一是增加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二是控制土地发包权，从中获利。这就使得农民进入市场举步艰难。[详细内容>>>] 据党国英介绍，乡村权势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村级干部、乡级干部、一部分乡村先富裕起来的人以及乡村信用机构、粮食收购机构、司法机构、土地管理机构、民政机构等能够对农民收费、罚款的主要官员。另外，新兴富裕的农民与乡村两级官员是乡村权势阶层最为核心的力量。 警钟早已敲响 一旦大资本家和权贵从制度层面上形成联姻，在利益上相互勾结，极易形成垄断和寡头政治，使国家陷入现代腐败政治的泥潭。在这方面，阿根廷、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榜样。这些国家的社会沿着这样的一个轨迹运行着：寡头政治――裙带资本主义――权力寻租――聚敛财富――经济动荡――政治危机――威权政府垮台――权力真空――社会动荡，人民长期承受着社会腐败和动乱的痛苦。 例如阿根廷。>>> 18l0年5月，阿根廷赢得了独立。然而，推翻了殖民统治，却并非意味着和平与建设的开始。阿根廷国内，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与冲突，阿根廷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的状态。政权长期处于军政府的控制之下，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1976年，阿根廷最后一个军政府上台，大肆搜捕、严刑逼供、秘密处决反对派。1982年，马岛战争失败。整个80年代，阿根廷发生了多次军事政变，1983年首任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但难以回天。从60年代开始，阿根廷的经济危机持续了多年，经济大幅衰退，比索大幅贬值，到1998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已达到18.3％，整个国家背负着天文数字的巨额外债。 印尼、菲律宾的社会状况也与阿根廷类似，国家和人民承受着政权更迭、金融动荡、巨额外债和社会骚乱的痛苦。 目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面临着严酷的就业问题，贫富差距相当悬殊、民主制度尚不完善，而且，中国的财富分布呈金字塔状态分布，离“橄榄型”的财富分布结构还有一定距离。在社会上，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力量相对薄弱，势单力孤，在当前的体制下，还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下，“富人政治”的兴起，权力与资本的合流，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 中国贫富差距过国际警戒线 拟对高消费征税
（ 2003-03-12 16:26:25 ） 在提案办理座谈会上，政协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就缩小贫富差距各抒己见。
另附： 我国贫富差距超国际警戒线
民建中央建议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从就业税收劳保等八大方面改变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局面
2003全国两会之关注贫富差距
“当前我国的收入阶层分布呈金字塔型，一半以上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而我们的目标是减少最低收入阶层，扩大中间收入层，稳定高收入人群”。就目前备受关注的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民建中央提出了“关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提案”，并从税收、劳保等方面提出了八大对策(详细对策见下表)。
在昨天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座谈会上，民建中央副主席陈明德在代表党派发言时指出，近2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别增长了20·７倍和16·５倍，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而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脑体倒挂”格局均被打破。然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日益严重，至少已体现出两个应当警惕的症候：
其一，2000年城乡整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４1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５0：1扩大到12·６6：1；而这一差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进一步扩大。
其二，不同收入阶层形成“金字塔”型分布。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20000元的占总人口的3·５%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而国际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收入分布应该是“橄榄型”，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应最多。
陈明德委员指出，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分配方式的市场化和改革发展的时空差带来的影响，也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中非市场化的不合理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往往是出现畸形高收入的主要原因。例如，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通过高定价或不合理收费取得暴利；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手中权力“寻租”，搞权钱交易，获取“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一些人以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大发横财，等等。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暴富现象，加剧了分配不公，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陈明德认为，“收入出现差距值得肯定，但要防止两极分化。因此，当前应以强化政策调控为主线索，以健全分配机制为着力点，以规范政府行为为切入点，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促进收入分配合理结构的形成。”
-部门反应
昨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的提案办理座谈会，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关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提案”各抒己见——
国家计委增加城镇就业八百万人
韩文秀(国家计委综合司副司长)：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之中，并普遍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内部。
2001年，城市人均纯收入是农村的2·９倍，而2002年这一数字就上升到了3·１。同时，贫困人口基数庞大，目前农村还有2800多万贫困人口，城镇也有2053万人在享受低保，这部分人生活困难。
●规范初次分配
今后国家计委的工作重点放在规范初次分配、鼓励和保护合理收入上，并在此前提下取缔不合法收入，尤其是加强监管垄断行业。
●控制城镇失业率
此外，国家计委将着力于提高就业率，在今年的计委报告中明确提出：“2003年增加城镇就业800万人，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５%左右。”这是首次将这样的绝对数字写进报告。
财政部7月1日公务员再加薪
廖晓军(财政部副部长)：今年的7月1日，国家将再次给公务员涨一次工资，中央和地方已分别做好资金方面的安排。
●300亿资金推动农村改革
在推进农村改革方面，200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245亿专项资金用于该项改革，今年这一数额将提高到300亿。据统计，农民的减负率已达到30%以上。
●提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今年，国家还将再次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并力争城市最低保障金翻一番。此外，中央还将继续推进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公务用车的货币化。
●减少、统一内外企业税制
目前个人投资者往往不领工资、少领工资、不进入红利分配，却将家庭用度打入公司运营成本，来逃避个人所得税。目前财政部已研究出相应对策，即：个人投资者在企业的借款、家用品支付一概推定为个人所得工资或红利分配，照样收税。该对策现已上报国务院。
财产税的征收也正在改革中。财政部将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并于近期规范房产税、车船税和地产税，减化、统一内外企业税制。具体方法为：统一合并车船使用税和牌照税，统一合并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以便于管理。
●可能开征奢侈消费税
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尚不成熟。但由于我国遏制高消费产品效果还不明显，因此很有可能将开征“奢侈消费税”。
税务总局建立重点纳税人档案
王力(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涉及多个税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困难主要在于不能充分监控。我国现金流通过多，转账结算较少，信用制度和相关法律也不完善，加上个人所得税申报面过窄，要想全面申报又缺乏法律依据。
因此，从治本来说，国家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初次分配制度；推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也是税务总局的下一步工作目标。从治标来说，第一要加强征管措施；第二是要建立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完善管理体系，建立重点纳税人档案，严格代扣代缴。
此外，税务总局还将加强税收专项检查。
劳动保障部将提高岗位工资比重
王东进(劳动保障部副部长)：下一步劳动保障部将推行工资总额中的部分补贴、津贴纳入岗位工资，提高岗位工资的比重，并逐步推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解决困难人群参保
下一步劳动保障部门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困难人群的参保：一是要求各地继续采取降低缴费率、建立统筹基金等灵活参保的办法，要求将所有有一定缴费能力的困难企业职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二是各级政府要落实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保资金；而对于无法参保的人，必须加快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
●农民工逐步纳入养老保险
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等无单位依托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可在当地职工平均工资60%—300%之间选择，缴费比例为18%左右，方式可按月、按季度或按年度；由单位依托的临时工和试用期职工，不分身份、性别、户籍，与其他正式职工一样参保；在城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也要逐步纳入养老保险。
人事部拟建地区附加津贴
戴光前(人事部副部长)：目前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需要进行工资统筹的人员共有4700万，其中机关人员800万，事业单位3000万，离退休人员900万，其中需要财政负担的共有4300万人。
●加大基本工资比重
在实行完整的货币化工资制度方面，目前公务员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各种补贴、奖金组成，今后将逐渐加大基本工资的比重。
●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工资
在提高教师、研究人员、公务员工资收入问题上，2001年，国家曾对16个大行业的收入情况做过调查，其中科学研究和综合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处于第一位，而机关收入也从以往的第十一、第十二位上升到第八位。以后还将继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此外，国家还拟建立地区附加津贴，并进一步完善边远艰苦津贴制度。
在强化监督方面，去年人事部曾在八个省市进行了摸底调查，其中广东在规范政策外补贴、禁止乱发工资方面做得最好，透明度高，“暗箱操作”少，做到了“弃暗投明”。
-委员声音
我国公民初次机会不够平等
陈万志(全国政协委员)：这22年来，我国涵盖贫困比例、失业比例、贫富差距等治标在内的社会稳定指数以1·４%的速度逐年递减，近10年来递减速度达到了3·７%，这不仅易导致改革动力的支撑问题，而且会让民众患上“冷漠症”。我们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在整个世界都是不多见的，虽说“初次分配重在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但我国给予每个公民的初次机会还不够公平。所以说，解决贫富差距也需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稿费讲课费出场费说不清道不明
高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副秘书长)：重视贫富悬殊并不是提倡“杀富济贫”，只是希望能够将这一差距稳定住，使其不再扩大。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搞不清你有多少钱”，各种合法收入、红色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普遍存在，尤其是稿费、版权、讲课费、出场费等特别说不清。
公务员隐性收入到底有多少
黄泽民(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建议从政府部门内部开始，研究工资问题。以上海为例，同级干部市里的工资比区里的低，区里的工资比街道低，这是什么问题？现在公务员工资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但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做？就是因为有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
缩小贫富差距八大对策(民建中央建议)
1扩大就业
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
缩小低收入者的比例
2奖金纳入工资
实行完整的货币化工资制度，提高居民持久收入。一方面应重新设计和调整工资结构，把工资外相对固定的各种补贴、奖金等纳入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应完善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推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岗位薪点工资制、岗位等级工资制。条件具备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可实行年薪制，科技人员可实行按岗位、任务和业绩确定报酬的工资制度。
扩大收入中间层
3鼓励居民投资
积极开辟投资渠道。国家应积极为居民提供多种多样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并为居民投资和获取合法收入提供切实的法律保护。我国居民目前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为70%左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而这一比重的下降是富裕的一大标志。
扩大收入中间层
4提高公务员工资
鼓励智力劳动和智力投资，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加快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建立企业家或经营者激励机制，通过年薪、奖金、红股、期权等方式给予应有报酬；继续提高教师、研究人员的收入，特别是提高公务员工资；鼓励广大科技人员智力投资，提高咨询、中介服务等高智劳务收入。
扩大收入中间层
5健全社保
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出台针对中低收入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群体参加的社会保险计划；建立政府与社会共担的医疗救助机制，解决城市低保人员和农民难以享受医保的问题。
缩小低收入者的比例
6加大对困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
控制和缩小城乡与地区间的差距。重点在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解决二元经济带来的劳动力要素的不平等。调整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低收入者的比例
7开征遗产税赠与税
完善税收调节功能。一方面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点征额和扣除额，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收入分配情况监控。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适时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可考虑采用征税及时、征收成本较低的总遗产和总赠与税制。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健身等，可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
稳定最高收入人群，防止社会出现“仇富”现象
8清除垄断政策
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加紧清理导致垄断等不公平竞争的政策，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政策，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和货币化，全面解决“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问题。
稳定最高收入人群，防止社会出现“仇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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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讨论] 警惕“富人政治”（ZT）
[回复于 2003/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