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管理规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运用。所谓“兵法之妙，在乎一心”。赵括与孙膑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兵法背诵娴熟的程度，而在于两人运用兵法原则的个体能力差异。不同的画家用同样的画笔、画布和涂料，画同样的事物，画出的效果也不会相同，其理一也。 所以，对于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可能是最合理的回答是：管理有规律但不能完全“硬科学化”、而是局部可“硬科学化”。而管理规律的具体运用与实践则是与管理者的个人能力高度相关的一个具有“艺术化”特点的过程，难以“硬科学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在1969年在《人工科学》一书中把管理学称为与数理化等硬科学（西蒙称之为“解释科学”）不同的“设计科学”，也是旨在强调管理与数理化等硬科学不同的一面。 正是如此，明茨伯格说，“管理更像是乐高（LEGO）积木玩具，而不是宜家（IKEA）模式，宜家要求客户把切割整齐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就可以得到成品家具了。但是真正的管理更接近于玩乐高积木玩具，零部件的组装可以有无数种方式，而建立有趣漂亮的结构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管理是一种奇特的现象，首先它是一种充满常识的实践。” 也正是如此，德鲁克才说“管理是实践的艺术”、“管理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今天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科学” 。　企业家与管理教育 关于管理学教育与实践，有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与现象，也是主张“管理是艺术”者的主要论据之一，即：全世界企业管理者相当大部分没有接受过全日制的管理教育，不少世界级管理者诸如韦尔奇、比尔•盖茨、新乡重夫等都没有科班出身的正规管理教育经历。与此同时，全世界各大学的管理学院、商学院学生数百万计，但成为成功企业家者却不多见，大多还是打工仔，当然也有不少成为高级打工仔比如职业经理人。 于是乎，不少商界人士认为管理教育虚的多、干货少，夸夸其谈、用处不大，而管理学界则认为理论教育始终是必须的，纯粹依靠经验进行管理始终难登大雅之堂、不上档次。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其一，管理实践效果主要取决于管理规律理论的知识掌握程度和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运用管理规律的能力两个因素。前一个因素学校容易传授和质量控制，但是后一个因素很难在学校环境中进行有效测试，社会环境下的管理实践才是最佳测试途径。因此，接受管理教育只不过是打造一个管理职务胜任者的第一步而已，并不是说接受了管理教育就必然等于胜任管理实践。所以，很多在学校考试成绩不好的人步入社会却成为企业家、而MBA只拿两千元一月并不奇怪。 其二，不少企业家没有接受正规的管理教育，这并不代表其没有思考、自学，可称其为“社会绿林大学管理专业毕业”。实际上，在各种学习方式中，“干中学”是效率最高的学习方式，对于管理尤其如此。学校管理教育尽管试图通过案例分析、管理场景模拟等途径来尽量逼真社会管理的真实情况，但是始终存在局限性，无法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真实环境相提并论，还是实践最锻炼人。 其三，虽然绿林派企业家中有很多没有系统接受过正规管理教育仍然取得一定成功，但是并不能说明管理毫无规律、可以随心所欲。成功的“绿林派”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往往暗合管理的普遍规律，反之亦然。当年风云一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的三株集团、飞龙集团等，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对此原沈阳飞龙集团姜伟1997年发表的《总裁的二十大失误》一文可谓经典。 其四，一些绿林派企业家认为管理教育毫无用处，多半是因为企业规模还不够大、市场竞争不够激烈、市场还不规范甚至是第一桶金来得不明不白。一些胆子大、有社会关系者，利用政策漏洞而机缘巧合发家致富，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规律自然用处不大。但是，市场一旦规范、竞争一旦激烈，感慨“钱不好赚”时，管理规律的作用便开始凸显。 管理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化的只是具体的管理情景和具体的应对办法。在企业竞争全球化的今天，所谓中国式管理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营销噱头。西方管理理论是西方企业实践的结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只有是否适用的问题，而不存在对错问题。 当然，当今中国之所以不少人认为管理教育用处不大的另外一大原因是：在高度行政化管制之下的中国公立高校，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国有企业，官本位思维严重，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严重。如此环境下进行的管理教育当然与真实管理实践出入很大，但这是不当体制对管理教育的扭曲，而不能由此全盘否定管理教育的固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