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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翘楚眼中的德鲁克 “除了彼得·德鲁克的书外，还有什么书值得看呢？”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 “1981年，我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来自德鲁克。” ———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 “德鲁克是我的英雄。他绝对不同于那些混水摸鱼、什么流行搞什么的学术贩子。” ———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 “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 ———营销管理之父菲利浦·科特勒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结束他在尘世的历险已近一月，全球商业领袖、管理学人和大众传媒还沉湎在对他的怀念与追思之中：他非凡的一生可以与现代管理学发展史划上等号，他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他提出管理学之前，这个名词并不存在。他的思想总是遥遥领先于整个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他指出计算机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他提醒美国关注日本的崛起；20年后，他又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69年，他预言一种新型劳动者将出现—————知识工人：他们的职业将由自己掌握的知识而不是体力来决定；上世纪90年代，他又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称：“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哈佛商业评论》说：“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断言：“除了彼得·德鲁克的书外，还有什么书值得看呢？”通用电气传奇CEO杰克·韦尔奇坦陈：“1981年，我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来自德鲁克。”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宣布：“德鲁克是我的英雄。他绝对不同于那些混水摸鱼、什么流行搞什么的学术贩子。”菲利浦·科特勒指出：“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 旁观者的完美历险留学德国时，德鲁克被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深深地震撼了，更让他震撼的是他发现这是威尔第80岁时谱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威尔第在谈及《福斯塔》的创作时说：“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 德鲁克家族有着亦商亦文的传统；德鲁克的父亲20多岁就当上了奥地利财政部长，并在莫扎特的故乡创办萨尔斯堡音乐节；他的母亲是奥地利率先学习医科的妇女之一。1909年11月19日，德鲁克诞生在这样一个洋溢着文化气息的家庭中。 这一时期的维也纳，沐浴着19世纪自由主义黄金时代的斜阳，处于思想学术与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是整个世界的思想中心，涌现出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波普、茨威格等文化巨匠。维也纳的人文环境带给德鲁克广阔的视野。尽管研究管理学，他却不喜欢读管理学书籍，反而偏爱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和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他的身上具有浓郁的维也纳精神气质，那就是19世纪慎思明辨的自由主义者的人文与价值关怀。 20岁那年，德鲁克离开维也纳，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从事证券分析。他发现，没有任何一位金融家会明白什么是企业。 1933年，德鲁克出版了一本反对纳粹的小册子《保守的国家学说与历史的变迁》，激励德国青年勿与纳粹同流合污。同年，他写成《经济人的末日》，探讨了纳粹主义的起源，以伤感的笔触讨论了欧洲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衰落。他预言，希特勒一定会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并和斯大林缔约，但最终也会被全面击溃。 1937年，他因不满欧洲的守旧政治气氛而移居美国，开始教书、著书和咨询，这些成为他的终身职业。 2002年，他上完了最后一堂课。2004年底，他还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思路之清晰，立论之精当，令人无法相信他已年届95岁高龄。 德鲁克曾立誓：如果能活到80岁，我要写到80岁。他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誓言：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平均每两年就出一本书，2004年还有新书问世，迄今已有39本著作面世。 这种超常的勤奋，使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头脑。他兴趣广泛，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都造诣颇深，并且每隔三四年就会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2002年，《福布斯》封面文章称德鲁克“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在他9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每5年重读一遍莎士比亚！” 在发人深省的自传《旁观者的冒险》中，他认为自己一生从事过的职业———包括记者、作家、顾问和教授———身份都是“旁观者”，“旁观者主动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管理者也是如此。”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结束了自己作为旁观者的历险。在洛杉矶郊区的家里，95岁高龄的他走得很安详。在他身边，有一起生活了68年的结发妻子窦瑞斯，还有他的4个孩子和6个孙子。 边缘人的实证理念1950年元旦，德鲁克去探望他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过了8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这次会面中，熊彼特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句话成了德鲁克后来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还是他与学术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 1942年到1949年，他被聘任为贝宁顿学院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1950年起，德鲁克担任纽约大学商业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文风格，也成了他区别于其他管理学者的重要特征。 在写作之前，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之前，他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和观察了两年），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是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成文风格简单、清晰而有力。 这种研究方法在管理学术中被称之为“管理经验学派”，这种学派在学术研究中并非主流，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追随德鲁克的其他管理大师在学术界也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其中包括《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和《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以彼得·圣吉为例，他现在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资深讲师”！ 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从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边缘人”。对此，他提供了一个富有卓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2002年6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当时德鲁克已经93岁了。幸亏他活得够久，美国政府才有机会改正错误。 德鲁克的作品赢得了许多企业家的高度评价。在商界，安迪·格鲁夫、比尔·盖茨这样杰出的企业家和杰克·韦尔奇、张瑞敏这样优秀的经理人积极实践他的理论，从而不容辩驳地证明了他的理论的价值。而他们的成就也符合德鲁克的一贯看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 德鲁克的中国距离我们离德鲁克有多远？一段对话清晰展现了这个距离：“德鲁克的思想被尊称为‘管理圣经’，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家并不这样认为，或者说他们内心并不推崇？”“这很正常，这与中国企业家的浮躁有关，德鲁克不能告诉别人如何迅速、容易地赚钱。而且德鲁克的思想实践起来很难，其核心是———使命和责任，这是对人的灵魂的挑战” 年近96岁的德鲁克说过，如果年轻10岁，他会亲自到中国来。显然，他不能做这种越洋旅行了。于是，他的著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成为张瑞敏迷失方向时的灯塔，他本人却只能隔着大海，观望在中国上演的波澜壮阔的一幕。 在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界和管理界就像是一片“试验田”，“试种”了一系列的管理理念和做法。年复一年，中国企业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做大做强”，追逐着打入世界500强的梦想。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的目标，决策者竞相争夺市场和资源，玩弄着资本运作。其间，产生了优秀企业如联想、海尔、华为，但也频频传来德隆、格林柯尔、蓝田的“噩耗”与“丑闻”。而早在1954年，德鲁克就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就提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任何企业的第一项考验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获得足够利润以抵偿经济活动上的各种风险，以此来规避损失。 当人们去探究中国的管理者与德鲁克的思想间最大的差距在哪儿时，被频繁提到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企业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将“总统自由勋章”授予这位90多岁的老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安然事件引发的华尔街“丑闻风波”，布什借此向华尔街传达了一个信息：回归公司责任。 德鲁克最富卓见的看法是：公司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来听听德鲁克的中国经济箴言：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相当小，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制造而非创新。因此，中国公司的多数领导人，若想抵御尚未来临的严酷挑战，必须首先锤炼对公司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 德鲁克指出：“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 在中国，德鲁克是最被广泛认知的管理学家，他提出的目标管理、创新制度、知识工作等理论一直为中国的企业家所津津乐道。但由于文字中正，与时下浮华风气不符，没有《追求卓越》、《基业长青》等畅销作品中常见的成功企业所需条件的罗列，在管理学风靡中国的今天，德鲁克的思想反而被埋没了，他成了人们所说的“世界级的陌生人”。 于是，德鲁克特意拍摄了一段对中国管理者致辞的录像片。 他说，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工商、通讯和交通行业，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医院都亟需大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的技术和资金，但这些仅仅是工具而已，它们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 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 在今日中国乃至全世界，没有什么事业比这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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