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贯有“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认知。

为什么佛可以治心呢？

因为禅可以帮我们找回原本清澈的心性。

禅宗认为“即心是佛”、“见性成佛”，佛就在人心中，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够领悟。海天禅寺主持见庸法师对此解读如是：性就是心性，心性是常驻的，是无量光，无量寿，永不断灭。

为使众僧有更多的悟道机缘，禅宗提倡多种“悟道”方法。

此外，禅宗的修行过程，也是一个戒定慧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行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过程。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

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位著名僧人铃木正三也曾经指出：佛教修行不专在于忏悔、祈祷，而在于竭尽心智从事劳动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职业修行”，就是要世人诚心为政，农人实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责己经商。

这就是禅对管理的价值：即心即佛，对于企业而言，也可以说是即商即佛，即商即禅。心灵指引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决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指导人的行为。

　即商即禅，本人把它理解为：商禅。

商禅对于现代社会中由于伦理学被剥离而导致的精神贫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剂。

阿马蒂亚·森曾经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说：“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指出：“道德比法律重要十倍，维持法律的成本很高，……所以道德约束从成本效果的经济分析角度来看，是最合算、最有效的保持社会秩序和个人幸福的措施。”

关于伦理和文化对社会的作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有很好的论述，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在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所揭示的 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 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 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动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 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成果启迪我们，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革都是以文化和思想的突破、创新、变革为基础。那么禅宗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变革，将直接推动、更新我们的商业理念和商业行为。

禅是文化精神，商是经济行为。对于经济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诚信，所有经济模式都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诚信坍塌，经济也必然崩溃。诚信不仅是经济的基础，还是经济的动力。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 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 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内化过程。

所以，禅的管理思想可以直接带来诚信经济。在佛教的相关戒律中，就有着丰富的“诚信”内涵。从传统伦理学的意义上讲，佛教要求信众持戒的目的在于“止 恶从善”，增进个体道德，进而趋向解脱。从现代经济伦理的角度而言，一个佛教修行人对于戒律的持守，将作为一种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诚信）资源”介入经 济生活，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交易伦理，任何资源都是如此，愈是稀缺愈是珍贵，诚信资源亦是如此。

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被称为“经营之圣”，他用了50年的时间，倡导和实践他的做人和经营哲学 —— “自利利他”。自利是人的本性，没有自利，人就是去了生存的基础。同时，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利他，人生和事业就会失去平衡并最终导致失败。总结稻 盛和夫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八个字：自利则生，利他则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