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经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道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数据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它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朋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土地的收成若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帐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努力生产的意向，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它非分帐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它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问题就无足轻重了。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它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煞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籍籍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马克思的基本困难，就是他本人在推理上已是低手，逻辑不通，而不少后人代为修改也弄得一团糟。那就是说，马克思的预感虽有创见，却经不起逻辑的考验。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 H. Coase）。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垄断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可能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麦地分开来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什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复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一九七四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和他相聚几个月，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什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什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早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