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主导“国企”改革的一个基本理论点就是“责任虚置”与“产权虚置”以及“权属不明晰”。在九十年代初期之前“国企”的标准称谓一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改称为“国有企业”。这一改变就为后来的“国企”改革主攻产权奠定了基础打下了伏笔，对“国企”来讲改革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改制（改变所有制）。将“国企”存在的所有问题统统归结为“责任虚置”与“产权虚置”以及权属不明晰上，两眼只盯着产权不作他顾。把问题定格到产权上，然后得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国退，退又没有退的章法最后行成贱卖、白送或白捡的局面，把“国有企业”搞的几乎成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了，只有各路神仙才能分而食之百姓只能望天哀叹。其实“国企”的权属是非常明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可清楚的看到“国企”的所有者就是全体国民。实事求是的讲只所以出现使得产权改革派的经济学家能够成为主流并长达十几年独霸话语权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原因是建国以后真正的资产所有者即全体国民的权利一直处于被剥夺的状态，宪法被严重践踏。所以，公有制企业搞不好根本原因不在所有制而在于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公有制来对待、而在于真正的资产拥有者的权力被剥夺了、而在于政治体制（或叫上层建筑吧）从来也没有实现过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架构。

建国后公有资产在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上一直循着由全民所有--国家所有--政府所有--官员所有这一严重违宪并被扭曲的逻辑线条或轨迹在运营，所谓“国有”的实质是官员所有。改革开放前这种“国有”的实质是官员所有的被严重扭曲的逻辑线条或轨迹在政治的高压下处在较隐形的状态。因此，造成了“国有企业”主要为政治斗争服务从而缺乏活力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在这种“国有”的实质是官员所有的被严重扭曲的逻辑线条或轨迹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为了发展经济就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多种改革的尝试，但收效均不理想。这时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便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抬上了桌面并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逐步占据了主流的地位。主流们拉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旗作为虎皮，大张旗鼓的喊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是放弃公平）、几千万工人“代价付出论”的口号，在“不争论”、不论姓“社”姓“资”、不分姓“公”姓“私”、不管“黑猫”“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圣喻”保护下（当然这是主流们有意在断章取义的肢解邓小平理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将掠夺式的“国退民进”（其实是公退私进）推向了高潮，使得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党政官员及国企领导人或自己摇身一变或通过衍生的亲戚圈和朋党圈作为代理人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新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实际运行中改革就逐步出现了方向性偏离，在经济高速增长（代价是对各种资源的掠夺性破坏）的背后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方面开始出现偏移。腐败现象由暗转明逐步升级、各种丑恶现象泛滥程度与日俱增、人文道德滑坡陡然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以非正常方式迅速分化逐步向权钱拥有者手中聚集,以此为成因的两极分化日见突出，呈现出极端的偏态分布、离差陡现，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稳定局势急剧恶化。在主流们那里也将“国企”改革变成了改制即改公有制为主体为私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变成了社会转型即将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资本主义制度。

主流们的愿望能否实现？实现了主流们的愿望中国能否富民强国？我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中国的社会实际和社会现状决定了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更加独裁、经济上的极度垄断、社会上的动荡不安的结果，这不是谁的凭空想象而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它即不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式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从社会财富的占有和人口分布结构看它更象是一个大底盘细旗杆式的社会结构。最底层的这个底盘就是十几亿一般民众，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以及民众的教育程度、中国的文化背景等等，决定了在当今的中国采取官商勾结以赤裸裸的对国家对人民的掠夺方式造就一个资产阶级从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走不通的。试图以一个细长的旗杆挑着一面资本主义的大旗将它矗立在一个硕大无比但却不可能牢固的底盘之上是决然不能久立的，稍有风浪不是折杆倒旗便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中国的富强也只能是嘴上的白话、纸上的辉煌而已。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造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也许有人会说等资本主义彻底造就出来了生产自然会发展起来，广大人民自然也就慢慢的富裕起来了。且不说以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将来的资本家）的那种对财富贪婪对社会的漠不关心的素质会不会把广大劳动者应得的利益分配给劳动者，就说通过采取官商勾结以赤裸裸的对国家对人民的掠夺方式造就一个资产阶级阶层能不能最终达到目的就很是问题。社会一旦动荡起来什么私有制、什么资本主义、什么新自由主义所捧为神明的科斯定理便会失去它的光芒而变的昏暗无光，中国的发展便无从谈起社会的进步更是遥遥无期的事了。

就中国而言期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决然走不通的，社会主义的低潮期既不能证明其生命力的完结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无可替代性。人类社会的进化与发展既有其层级性又有重叠性也不乏跳跃性，人类社会在社会制度的发展上是一种展开式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累进式。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的“当我们沿着人类进步的各种途经上朔到人类的原始时代时，一方面将发明及发现、另一方面将各种制度依照它们出现的顺序一一加以列举，我们就能够察觉前者（即发明及发现）是互相立在累进的关系之中的，而后者（即各种制度）则是立于展开的关系之中的。”累进式的发明及发现与展开式的各种制度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和推进了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经由开化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而且这种进步愈到后来愈呈现出按几何级数的比率发展的趋势。比如解放初期的赫哲族、比如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在我国所发现的一些仍处于原始时代的一些部落，我们能让他们也从奴隶社会开始补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课吗？事实上这些部落一经被发现便从野蛮时代一步被带进到了文明时代，中间跳过了数千年的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过程。其实我认为将人类社会作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加“？”号的目的是因为这些社会形态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这种社会形态的否定）的划分是不能完全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构成要素和整个信息的（当然这是另外的问题，无须在此多加探究）。那么，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之中，从纵的方面考察，其封建土壤的成份已较明代甚至于清代大不相同了，这是因为她所脱胎的土壤已经包涵了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和信息（只是在量上较为微弱而已），从横的方面考察与中国社会发展时代相同的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其先进性和固有的弊端业已暴露无遗）。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其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初期甚至于更长一段时期都不免也不可能彻底的脱净封建社会的一切痕迹，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进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过程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的过程。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诞生与发展到目前也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中带有封建社会的基因或色彩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但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封建社会的基因或色彩将会越来越少也是必然的趋势，但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过去的那种从封建社会一经脱胎而出建立社会主义，就自以为一夜之间会彻底脱去所有的封建社会的一切特征（其实极权政治就是最大的封建特征），从而以社会主义的终端目标取代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也使我们的民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要进行改革，但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或实现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就试图借改革之名将其毙命于襁褓之中从而照搬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人类尤其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现实已经证明以私有制或极权制为前提的强权或强资为特征的社会形态只能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和奴役，而这种形态的社会在阶段性的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无一例外的难以逃脱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周期率的厄运，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决不能以横断面的方式去进行、更不能以直线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纵向看中国在孙中山推翻封建制度后不是没有实行过资本主义制度，但后来演变成什么了呢？对内从政治上导致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经济上形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对外沦为了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国家。从建国后的几十年看我们的人民先被无限的权力所管制、现在又被少数由腐而富由非法而富的“富”人们的资本和大量存在的权力腐败双重力量所奴役；从横向看眼前的俄罗斯、东欧诸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幻想的破灭。这些难道一点也不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在国际间的掠夺性是决不会看着我们照搬他们的制度而强大起来的，不管我们学的多么逼真多么的不走样。

任何负责任的中国人在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都不能也不会离开中国的国情的。在没有民主和法制的前题下或者说在我们的民族从官员到百姓对民主和法制的意识还很淡漠的情况下、在人口众多财富资源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在国际社会依然没有摆脱国与国之间为争夺财富为争夺资源相互掠夺的大背景下、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孕育下所形成的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任何试图以英国十七世纪通过以龌龊的、卑鄙的手段“圈地运动”式的去完成资本的积累过程，从而达到私有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富强的愿望不过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我以为我们的改革决不能没有原则，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最终把他改为资本主义，那不叫改革那叫最终自己彻底消灭自己，所谓的防止和平演变就是一句空话。那种市场经济就一定与私有化严格的相对应，计划经济就一定与公有制严格的相对应的观点，是一种僵化的观点。我认为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探索，也是理论创新的真諦所在。将改革的方向定位到实行市场经济、就必定要走私有化的道路就有些偏颇、有些狭隘、同时也是思想僵化和不解放的表现。诚然过去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践证明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改革，因为改革出现了问题就要回到原来的模式中自然是非常天真、非常幼稚、非常荒唐的。问题是就象战场上的战略和战术转移一样，我们决定要突围，这没什么错，但怎么突围、向那个方向突围则是另一回事了，也是决定突围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并不是我们决定改革出错了，这是历史使然不可回避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的突围方向、突围方法出了问题，如不即时予以纠正同样会惨遭失败。我们不能在否定我们自身过去的错误的时候，再误入歧途的进入别人的同样是被证明错误的过去之中，如果认为这就是改革或借改革之名以达另图那就大谬特谬、大错特错了。

在中国那种以极权式的政治体制与公有制相耦合必然产生封建主义或腐败经济，其实质依然是私的内核；以极权式的政治体制与私有制相耦合必然产生权贵资本家和寡头垄断资本主义，虽然私有了但与社会的进步毫无益处；以掠夺式的私有制与民主政治相耦合必然产生强资统治的假民主。就拿产权所有来说吧，当产权是国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官僚所有，没广大劳动者什么事，最多可以落个精神享受，可以夸口说我们是国企的主人（尽管一天主人的权力也没行使过）；但现在很大一部分变私有了，更没有广大劳动者什么事了，你敢精神上再享受一下弄不好一不留神还要犯法呢！在广大劳动者的权力得不到根本保证的情况下，“国有”、“私有”都没广大劳动者什么事。以对权力的奢求和对财富的贪欲所激发出来的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能总是短暂的，他在释放人类自身发展能量的同时也释放着人类自身罪恶的力量，以强权和私有强资作为驱动力的社会发展只能是阶段性的，永远也摆脱不了从暴力---暂时的和平---阶段性的发展---对各种资源和发展成果的人类性的争夺---极少数强权和强资者掠夺式的对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强制性占有以及对绝大多数人在财富、人格、自由、民主权上的强制性剥夺---新的暴力的产生的怪圈。而我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就是这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一直作着向左转的运动而且其转速越来越高，最后就转出了个人人自危的“文化大革命”，结果国家并没有转富裕、社会并没有转和谐；后来我们发现老是这么转有些问题，于是一声令下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开始掉头向右转，由于中国人历来有执着的优良传统，一旦转起来是不会轻易停下来的，而且其转速越来越高，最后就转出了个以掠夺、鲸吞国资民财为特征的“经济大革命”，目标直奔全面私有化。二十多年的改革实现了连续三个向右转等于一个向左转的历史过程，转的结果除了造就了极少数暴富阶层外绝大部分人依然贫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建国后的五十多年我们分别走了两个极端，尽管都是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但从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因为我们一直在公有与私有之间摇摆，而集权政治却从没受到过真正的触及；由此我们还不难看出目前中国最应该改革的并不是“产权”而是政治体制而是要落实民权及实现民主；由此我们更不难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民主政治+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如何确立、公有制经济如何运作、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构建另论），动观中国的历史和静观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得不到保证、人民的权力，人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证一切别的任何改革都是枉谈。

也许自誉为清世明道者会说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富民强国就行；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在危言耸听；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在无因推断和猜疑；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在无端的给主流们扣帽子。但我还是要说，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弄清楚在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所有制应该搞什么主义，在集权政治而缺乏民主的情景下中国能富民强国吗？但我还是要说，任何试图将公有制为主体改为私有制为主体，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变成为社会转型即将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应该休矣！因为这的确是在当今的中国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只能导致中国走向崩溃。

改制与转型，老百姓只是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