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的城市与若干年前相比已经日新月异，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钱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好，但这并不能成为面对无处不在的城市败笔保持沉默的借口。今天，那些打着各种幌子对城市的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破坏、摧残，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好大喜功的官员、利欲熏心的开发商和弱智的设计师们对城市的破坏，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腐败之一。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对城市的挑剔和批判体现的是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同时更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尽管这会激怒一些人，但如果我们对那些既浪费了金钱，又糟蹋了环境的城市败笔熟视无睹，那么这种沉默就是可耻的，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观点是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美丽的前提。

强暴旧城

　　英国文物建筑学会指出，70年代发展的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我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2年7月1日，矗立了80多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耳曼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车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起因是某官员说“它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那钟楼的绿顶子（穹隆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照此逻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滩建筑群理应夷为平地！

　　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20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老街区被拆。

　　2000年2月，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的明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但主事者并不认为这栋拥有私人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北京这座“世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被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强暴”得差不多了，知识界希望北京不要再一次丢脸。　

　　“拆”已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语汇，出现在建筑物的身上，像一个个惊心触目的靶心标记。在仍有使用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房屋被过早拆除的同时，大量的危房和棚户却长期保留了下来。旧城的破坏业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城市建设者们最短见的城市行为。旧城被荼毒之后，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新城市对未来表现得无所适从，只好一味地抄袭，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无休止地折腾。　

疯狂克隆　

　　旅游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中国城市越来越相像：一样标识风格的连锁快餐店、西餐厅、银行网点、五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洋建筑上戴着的瓜皮帽，一样的把所有高楼和商业街都挤在市中心，一样港式、欧风、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的建筑……

　　自上海新客站采用高架候车模式后，天津新客站、沈阳新北站也相继采用此模式建成通车，尔后各地效仿渐成时尚，把这当成大型客站现代化的标志了。

　　首都规划委员会建筑艺术委员会审图室高悬的“民族形式，地方风格，时代精神”，在建筑实践中更多变味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抵不过领导一句话”。当甲乙方关系如同业主“点菜”、建筑师“料理”的食客与厨师的关系，过度商业化了的建筑过程就成了破绽百出的昏着儿。在“图形建筑学＋前卫建筑设计到批评界到设计到业主”的设计机制中，前两者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业主成了建筑师们的“上帝”，理想的空间如同逝去的乌托邦。

　　当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说：“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建筑师无路可走了，在这点上中国的建筑师们会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尝试过苏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讨厌他们的建筑。”

　　当我们称道希腊罗马建筑的刚劲雄伟、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高耸庄严、巴洛克建筑的纤巧华丽、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故宫天坛的博大辉煌时，当代中国建筑能贡献给人类文化什么东西呢？　

胡乱“标志”

　　北京有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上海有外滩和东方明珠，香港有中银大厦和香港会展中心；同时，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和标志性建筑，为自己代言。

　　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标志性建筑和景观热中的一大误区。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是向外界标志城市独特存在价值的商标和载体，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

　　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不能成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新建筑之后还有更新的、规模更大、楼层更高、造价更贵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帜。广州70年代因白云宾馆落成将市区带到环市路，90年代世界贸易中心、广东国际大厦带动淘金坑的再次扩张，而今天河体育中心和中信广场取代了五羊城雕作为新标志性建筑更多地出现在摄影师们的镜头下。未来5年呢？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新体育馆、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广州会展中心、广州报业文化广场及广州歌剧院将争夺这个位置。
　
　人说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的眼睛，我们的城市太像一个急于追逐所谓的时尚而不惜在自己的眼睛上一再动刀动枪的小姑娘。可惜，单眼皮改成双眼皮，双眼皮改成单眼皮，不是越变越靓，而是越来越没有人样。

攀高比傻

　　高楼大厦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代名词。据说，中国设计院在浦东设计的高层建筑，其面积使用率比境外设计的低40％。90年代的上海仅用了5年时间就建成了2000多座高层建筑，其中金茂大厦88层，94层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60米）也在建设之中。

　　杭州市明文规定西湖周边景区决不允许建三层以上大型建筑，没想到市政大厦做了第一个“吃螃蟹者”，它的镂空尖顶被市民形容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

　　西安旧城中原有的建筑以低层为主，市中心钟楼、鼓楼、城楼以及城外大小雁塔等均突出于城市轮廓线上，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点；而今市内层出不穷的中高层建筑破坏了传统的城市轮廓线，重要古建筑之间的“通视走廊”受阻。

　　建筑师们也对工程小面积少的“小东西”看不上眼了，他们只对上万平方米、造价上千万的大建筑感兴趣，因为回扣高、所得丰厚。像凯旋门、纪念碑、纪功柱、柱头、华表、牌坊之类精致的东西他们做不来，帕提农神庙、王维的辋川别业、赖特的流水山庄之类“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不擅长。他们只要高大、宏伟、气派，无论设计是如何的粗糙。

　　民间有俚语曰“傻大个”，用在那些比着高的高楼大厦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真的就是中国现代化标志吗？决不！就连中国的榜样们都认为“目前亚洲城市面貌趋于过度光怪陆离，摩天楼造型和体量过于离奇夸张”。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将自食拥挤的高楼所带来的人口、生活、交通及城市综合性的苦果。

盲目国际化

　　建筑大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

　　截至1996年止，全国有86家城市喊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例如北京。金融街一度被称为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亮点，现在人们意识到此类“现代”建筑正在把一个文化的北京淹没在城市轮廓线以下。

　　轰动一时的珠海西区开发曾托举着珠海成为大都市的梦想。《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专题报告》却表明，珠海目前使用的土地仅为远景规划中的1／7，珠海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仅为原设计能力的10.8％，需投资200亿资金建设的伶仃洋大桥搁浅，以珠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都难以吸引大量投资和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国际大都市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在为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不懈“努力”着，几百万上千万市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国际大都市的指标。殊不知巴黎花了30年时间建了5座新城才移出75万人，以缓解老城人口和就业的压力；汉城花了7年时间才使其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4％。

　　像大连这样“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城市不多。

窒息环境

　　专家指出，景观建筑学在中国建筑界缺席。除台湾省外，在包括建筑、农林在内的所有学科中，中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硕士和“风景园林”本科专业于1997年被全部取消。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十来年新办的建筑学专业起码有原来的八倍多。建筑系教师们忙于弃教从业，培养出只视建筑为造房子的蹩脚建筑师。其实上景观建筑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在建筑界的地位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将技术（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的工作就由它来完成。在国人的眼里，现在开始有了环保的概念，却还不具备环境艺术的概念。

乱抢风头

　　美从来就是一种整体的和谐。今天中国的建筑却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谈后来人，构成城市形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张牙舞爪。一个地域的多个建筑很难协调成一组和谐优美的城市交响乐。

　　北京金融街建筑群上演了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68米。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巨无霸加变形金刚的大杂烩。

　　上海陆家嘴的整体形象经过了统一规划，但仍有败笔。站在浦西望去会奇怪地看到一个建筑顶部缝隙中露出另一个建筑不同风格顶部局部，构图很不完整，使以前形成以东方明珠为视觉中心的有主体有序列的空间效果不断被削弱。如国际会议中心将东方明珠电视塔与陆家嘴高层建筑群之间必要的“休止空间”死死堵住，城市空间失去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其“球”形的喧宾夺主也是对东方明珠景观的破坏。

永远塞车

　　当北京旧城区内房地产投资回报率高达110－136％时，我们可以理解它为什么成了房地产商的淘金场，在国外这种投资回报率不超过10％。在很大程度上来讲，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成了一纸空文。北京建成的上万平米的大型商场有70余家，与国外大城市如巴黎全城仅20多家相比，超出了两倍多，过于集中在市中心的商场竞争惨烈以致1998年被称为京城大商场的倒闭年。这片旧城区不过62平方公里，在规划市区1078平方公里中只是一个零头。但新建筑就是拼命往这个零头里钻。

　　不考虑城市远郊开发，只在市中心周围地区规划建设，结果必然是“摊大饼”，一环、二环、三环地向外扩展，给城市套上不少的环，环与环之间又没有很好地流动起来，那要窒息城市的。

　　首当其冲的后果是永远塞车。广州的士司机车上总备有一份报纸，以打发塞车时的无聊等待。他们开玩笑说在广州刹车的技术要比开车的技术好才行。中国大城市市区机动车平均车速已从80年代的20公里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2公里。

　　国家经委曾流传一个顺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抱怨机关分散在二里沟、三里河、六铺炕、九号院和中南海5个地方，机关工作十分不便，长期耗费着时间和人力。不该穿梭偏要穿梭，塞车很大程度上得因于人为之患。

　　深圳市深南大道长25公里、平均宽度55米，号称中国第一观光道，上下班高峰期还是堵得不行，因为车流量达到了每小时六七千辆、日人流量在百万以上。汕头市新区新建了一座立交桥，上面赫然耸立着双向红绿灯控制交通，看样子地面阻塞还不够，连应急的空中疏通也无法自保了。在城市中心区道路被建筑挤压而变窄，加上人多车多，铺路赶不上汽车上路的速度，城市功能区划分不清的现状下，我们要风雨无阻地忍受永远塞车。　

“假古董”当道

　　如果没有对文物建筑科学的复原重修，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北京明十三陵的昭陵、颐和园的景明楼、澹宁堂、居庸关的城墙城楼寺观衙署、广州光孝寺的钟楼、苏州瑞光塔、辽宁朝阳北塔、河北赵州桥等古迹。

　　但是，各地仿古建筑的大兴土木，不惜以破坏城市生态为代价，则是一种“假古董”盛行的恶习。过多过滥过于重复的“世界公园”、“民族园”、“老北京”、“三国城”、“水浒城”之类的东西堆砌不出真正的文化来。在现代超高层建筑上加几个古典亭子，在不伦不类的大拱券高楼上加个城门楼，在现代城市主干道上新建成批的大屋顶楼房，这类复古风也是对中国建筑传统的一种误解和滥用。没人会以为北京西客站1800吨重的大亭子是中国特色。

　　近年来全国弥漫着一股人造景观热，能容纳千人以上的人造景点建了千处以上，仅“西游记迷宫”就盖了40余座，却几乎个个“门前冷落鞍马稀”，饱受风吹日晒之后成为一摊一摊大型的建筑垃圾。此外，“地狱”、“鬼城”、“××宫”之类的假古董也成了无所不在的景观，其命运最终都与“西游记”无异。有的“假古董”单项投资就超亿元，而国家每年下拨给750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补助经费”总共只有1·3亿元。

　　萧伯纳曾说，人类文化，一半为半受教育者所摧残，另一半是为饱受教育者所摧残。“假古董”对当前城市的伤害也是如此。那些为利所驱的建筑赝品因粗制滥造大多数都门庭冷落，入不敷出，损失的却是国家的投资和土地。

跟人较劲

　　开发商们建造了一大批没有花园的“花园别墅”、密不透风的混凝土森林式的“都市广场”。建市民广场、种草不种树这种短平快的面子工程则是各地市长们乐此不疲的事，因为政绩容易看见。有时建筑师也推波助澜，大手大脚地花钱堆砌，早已没有了“浪费就是犯罪”的观念。建筑的亲和力荡然无存，只令人感觉其高贵威严而无法接近。

　　公共建筑片面追求窗口的意义，造成了不顾国情、盲目攀比、追求豪华气派的风气。玻璃幕墙、塑铝板、磨光花岗石等高档材料铺天盖地，进口材料设备设施随处可见。珠海机场航站楼甚至选用了全透明登机桥，这在发达国家也极少见到。在大型客站场设置过多贵宾室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有的还设有豪华的总统套房，虽然要到一百年后才或许有总统级人物在此留宿一夜。

　　与此同时，公共场所并没有做到有建筑处必有标志、有台阶处必有坡道、有厕所处必有手纸。建筑师们忙于追求纪念碑式的建筑，却无暇更多地关心人的实际需求。

　　私人住宅也存在一昧求豪华的误导，如广东某楼盘铺天盖地做广告说“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国人手中有了点钱，装修动不动就豪华型，室内装潢像走马灯一样换得快，办公室也要抛光大理石地面，意大利家具，有的家庭在2·7米净高的屋里还要吊高低两层吊顶、装嵌顶灯，使空间显得更加局促。许多未尽其用的材料和物资就变成了建筑垃圾。

　　无数居住区以及商业区的建筑密度太高导致的极窄间距则又是一番尴尬景象。房间里面溜溜光，楼宇间距却无法形成良好的通风采光防火，噪声相互干扰，造成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视野不开阔，空间不能充分绿化，也使家庭生活的隐私不保。

　　看上去面光光、住进去心慌慌，这就是没有亲和力的城市和建筑所能带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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