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了，和王石一样回味多年经营心得和坎坷的企业还有很多，海尔、联想、正泰、健力宝等公司都在2004年迎来了他们的第20个年头，他们在纪念，也在思考。

这20年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环境建立的头20年，是中国真正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成为商界主角的20年，多少企业沉沉浮浮，几番浪花淘尽英雄。

20年棋至中盘，对过去的思索与总结尚未结束，中国企业的一只脚已踏上了新的征程。谁将退出历史舞台？谁会稳立潮头浪尖？谁会在未来成为世界级的公司？这一切，都需要在下一个20年找到答案。

别了，20年。

主流企业的更替年代

2004年8月28日，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一早起床，动手修改演讲稿。这是他为当天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准备的稿子。作为上午会议的第一位演讲者，郭广昌要利用早晨紧张的时间，将原先大会给他的题目换成一个新的标题：“民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规范的价值”。

和“产业购并与整合”这个郭广昌以往在公开场合经常演讲的大气磅礴的题目相比，新的题目四平八稳。但联系到郭广昌目前的处境，题目的更换实际上颇有深意。会议的前一天下午，参会的30多位企业家一起打高尔夫，顺便交流交流。这些参会的企业家所代表的民营企业群体，多年来在成为社会焦点的同时，一直或多或少地背着“原罪”的重负、承受着社会的“仇富”心态。但最令他们感到肃杀的是今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紧缩信贷、扩张受阻，有的甚至无法存活下去。德隆的倒掉，建龙的搁浅，让他们感到寒气四起。这样的心态，使得参会者们共同将这次会议的气氛营造得颇有点悲壮意味。而继铁本、建龙之后成为监管机构重点调查对象的复星集团掌控者郭广昌，应该是其中感受最深的一个。尽管郭广昌自认为复星集团没有因为过度依赖信贷进行产业扩张所引发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轮风暴中肯定能够扛过去，但他还是希望借会议的机会探讨“规范”这个话题，争取到更多舆论的支持。

民营企业家圈子中的另一个活跃分子、以“思想家”闻名的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更为清晰地表达了他所代表的群体的声音：民营企业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他认为，民营企业从被排挤、打压、躲避逃生甚至反叛，到转为在阳光下经营，如今还要更加融入市场经济的主流，支持政府并且以建设性的姿态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谓的社会主流，就是敢于担当、能负责、具备主流意识，以对社会负责任的精神来经营企业、回报社会。冯仑还对民营企业的精神缺陷进行了自我批判：在国有企业的迅速改革和进步面前，民营企业逐渐丧失资源优势、体制优势、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甚至道德优势，在运营机制中“有动力无约束”，追求暴利、权钱交易等等。

这些中国民营企业群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这些被圈子中认为已经是“企业领袖”的角色，在取得了公众瞩目的地位之后，却悲哀地发现在环境的变革之中，自己仍然属于社会经济中的非主流，危机仍然会随时致命，企业和个人仍然那么无力，已有的根基仍然那么脆弱。冯仑的所谓“融入主流”，表达的正是这个群体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更明确的承认、拥有与国有企业同等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强烈愿望。

不过，上述的民营企业，并没有涵盖一个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同属于民营企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这么称呼他们，舆论更愿意把他们叫做新兴企业或者新生代，为的是把他们和那些原生代——传统的民营企业区别开来，因为两者之间的确有太多的不同。这个群体目前还算不上是所谓的主流，和热闹非凡、指点江山的企业意见领袖的圈子相比，他们总因为分量不那么够而显得有点边缘，但他们并不像冯仑们那样急迫地渴望获得更多的承认从而进入主流。他们出身干净、产权清楚、运作透明，在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上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企业创立后不久就获得了国际资本的投资，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在国际资本的助力下成为了海外上市公司，从创业到海外上市往往只有五六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得到了国际商业规则和国际资本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依赖于国内经济圈的承认，如果非要说主流的话，全球商业圈才是他们认可的主流。而冯仑们所追求的主流，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诱惑力。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关村有不知名者评点说：“再过10年，我们看到的最牛的企业和企业家，绝非现如今大家眼中之辈。”近10年时光弹指一过，这位智者的预言至少部分地变为了现实。2003年年底，32岁的网易创始人丁磊以75亿元人民币的纸上财富，取代荣智健成为中国内地财富排行榜新任首富。2004年8月，盛大网络登陆纳斯达克，31岁的创始人陈天桥所持股票价值约90亿元人民币，再次刷新了内地首富的记录。（最新胡润版富豪榜的首富为国美创始人黄光裕）“我们成天吵吵着要成为企业领袖，结果一看30多岁小孩，结合国际资本，一下子就拿下首富、二富了！”一位企业家感叹。

中国商业的主流该如何界定？是按照控制的财富绝对数，还是按照控制的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量级和战略地位？在中国20多年市场经济放开准入、废除管制、产权改革的历程中，国有企业的一元主流已经被垄断性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竞争性产业中的民营企业等多元主流所替代。而就在民营企业的阵营当中，也清晰地出现了新兴和传统的分野。中国的商界，开始迎来一个主流多元化的年代。

“中国的李嘉诚”和“中国的比尔·盖茨”

两年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一次聊天中说，千万不要以为民营企业就一定有先进性。周其仁这话并非否定民营企业，而是就中国商业环境中的特殊现象有感而发。在中国能做成生意，潜规则的力量一直大于产品、服务本身的力量。强调在中国做生意的“套路”，强调在中国做生意的“国情”与“特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20多年来一直是很多商人甚至企业家的信条。尽管这和越来越国际化、市场化的大势很不协调，但身在其中的人却知道，这就是现实。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的成长，伴随的就是不遗余力攀附和利用各种关系、资源、背景的历史。2002年，本刊编辑曾撰文《红顶韦尔奇》，描述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们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眼睛向外，试图适应和遵循国际规则，规范化运营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国的现实商业环境使出《红顶商人》、《官场现形记》、《厚黑学》、《潜规则》中的招数辗转腾挪。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中国民营企业的起家史。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游离于体制之外或者被体制甩出来的不得志人群下海，以及体制内的国企、政府干部带着资源和社会关系从商来寻求个人价值的兑现，构成了民营企业创办者的主要阵容。近几年来产权改革又形成了一批新的民企。后两者对民营企业的力量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营企业抓住了中国社会变革、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渐释放出来的商业机会，从做贸易、服务，到拿批文、倒批文，到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中国大开发区、大工地”的机会（土地开发、道路、城市建设、施工材料以及城市开发带来的家电、通信、汽车业繁荣），再转战到钢铁、电力、金融等更为关键的产业。他们必须借助于权力、资源和背景来获取体制内的缝隙机会和政策逐渐放开带来的机会。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企业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GE”，不过，把“中国的GE”换成“中国的李嘉诚”，恐怕更贴切一些。

这些企业和企业家能否将过去20年的成功模式复制到下一个20年？“中国李嘉诚”的目标能否实现？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到过去20年和未来20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巨大差异。未来20年是真正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已无人质疑。在中国的舞台上，上述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分子，他们善于在现实的环境中巧妙地解决问题，但对过去的成功太有感情、抛不开以往的经验、过分强调“国情”和“特色”的情结，只能成为他们下一个20年的负累。作为“中国GE”式企业的标杆，德隆其实已经开始战略转型，试图拥抱和适应新的游戏规则，为自己编织一个新的未来。一位曾经就职于德隆旗下的“海归”人士认为，德隆的很多实业操作已经非常规范和国际化，德隆并不是死于多元化扩张，而是死在战略转型的路途中。起家于金融，灭顶于金融，德隆在转型的过程中无法摆脱过去，最终被过去拖垮拖死。与过去告别是艰难的，有人预测说，中国传统的民营企业不是没有未来，但十个之中也就能出来一个，因为这是谁能脱胎换骨、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上的问题。

如果非要以“中国的某某”来定义，新兴的企业家们既成不了也不想成为“中国的李嘉诚”，他们想做的是“中国的比尔·盖茨”。所谓新兴企业并不单指网易、盛大、新浪、搜狐这样的新经济公司，也包括比亚迪这样凭借创新而不是关系和资源获得市场认可的公司。

这批新兴的公司能够迅速被发现、被包装从而很快长大，就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新兴公司的创业者顺利完成了对接。借助国际资本的力量，创业团队得以突破了在中国做企业的最大瓶颈：钱。中国企业界的很多问题，根子上是缘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过去20年中仍然垄断经营的中国金融市场有着不完善、不透明的特质，而在一个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环境中，创业团队仅凭产品、服务的创新，根本就拿不到和权力、关系结合紧密的资本。在关系型社会中，企业家是需要和省长、部长吃饭才能搞定很多事情的，而怯生生的创业团队很难担此“重任”。

在全球化的大势之下，资本全球流动的大潮与具有创新价值的创业团队相遇。和国际理性资本的对接，让这些新兴的公司有可能在不发达的中国金融市场之外做体外循环，写下财富奇迹。盛大网络成名之后，一家国外风险投资商的中国区负责人批评其负责华东一带业务的下属：你身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现盛大？这说明，在健康的商业生态中，稀缺的不是资本，而是创新，国际资本对于创新企业是处于一种追逐和追捧的状态。

中国的金融市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如果未来20年金融资本稀缺、关系社会这两个要素都改变了，公平的市场会理性地挑选出大量的王传福、丁磊、陈天桥和大量有前途的新兴公司，市场会毫不犹豫地为稀缺的创新开出高价。那个时候，民营企业的原生代们还能把什么当作自己的竞争力？

与国际对接是一种能力

传统的民营公司也开始寻求与国际资本对接的可能性。

2004年4月，万通集团宣布和天津泰达达成股权合作，泰达获得万通27.8%的股份，成为万通第一大股东，万通的股权结构10年来首次发生了大的变化。这次合作被称为是“民企嫁接国企的实验”。事实上，同样数目的钱出自不同的来源，分量和价值绝对不同。万通与泰达牵手之前，也一直在寻求与海外资金合作。泰达进入万通后，冯仑依然表示，希望通过海外私募进一步进行股权改造。海外基金已经成为中国地产业遭遇信贷紧缩后寻求的一个新的资金入口，但这样的钱却不是谁都能接下来的。海外基金对合作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运营要求非常高，在“机会导向、项目赌博、黑箱操作”毫不稀奇的地产业，与海外基金对接只能是极少数优秀企业的专利。对于3万多家房地产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海外基金只是行业的一种融资方式，与它们无关。冯仑因此感慨说，现在真是要求我们像模特一样经营企业：透明（穿得少）、业务基础好（身段好）、战略对头（走猫步）！

把未来20年的中国企业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考量，“与国际对接”就必然是一个关键词。市场的开放，资源配置和调度的全球化，以及大量跨国公司进入所导致的中国经济生态改变，中国的企业必须完成与国际的对接——与国际资本的对接，与全球产业链条的对接，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对接，才能在未来的20年立足。能否完成这种对接，能否被国际资本和伙伴选择，取决于企业对国际规则的认同和适应能力。新兴的企业，尤其是新经济的企业，由于先天就受到了国际资本的关注，因此成为与国际资本对接最彻底的群体。

除了与国际资本对接，那些走国际化之路、与国际市场对接的企业，那些进入全球供应链、与全球产业链条对接的企业，那些参与全球产业整合、通过并购和合资方式与国际合作伙伴对接的企业，都是在培育自身与国际对接的能力。“与国际对接”绝对不只是一个时髦的标签，由这种对接引发的对整个企业的全方位改变、由内而外的锻造，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资源平台，是企业坐在家里根本无法想像的。在TCL、华为这样的公司身上，变化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英国电信考察华为是否可以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时，就明确告诉华为的高层：按照英国电信的做事方法，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你成为我的合作伙伴、进入我的供应商名单，需要5年的时间。但是，我从现在就要考察你，你现在就必须按照我对供应商要求的规则那么做。这种听上去过分挑剔的要求，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规范化运营是一种强大的外力推动。摩托罗拉之所以决定与华为合作，就是在经过严格到角落的考察把脉之后，认为华为从研发管理到产品制造都跟自己相差无多。同样，TCL如果能够挺住两次国际大并购之后的跨商业环境、跨文化管理挑战，改变的将不仅仅是它在全球产业界的地位，而是它的成功基因。

仍然有人质疑：难道只有贴上“与国际对接”这个标签才能走向下一个20年吗？“与国际对接”真的会对国内的产业和企业带来那么大的改变吗？让我们再来看看相对更传统一些的影视业。中国的影视业像其他的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小，链条不完整，正处于市场化初期的无序状态中。少数有商业意识的从业人员在国内资本的支持下进行相对产业化的运作，但大量经营单元都是小作坊，质量、进度、信誉无法保证。而国外的模式是制作公司根据剧本确定导演、演员阵容规划，然后由发行公司根据题材、阵容确定买断价格、签订发行合同并先行支付一部分资金。制作公司凭这一纸合同去银行贷款，获得制作资金。真正能控制制作这个中间环节的是保险公司，开设这项业务的大保险公司会为产品制作过程、现场设备及演员等投保，并由专人进行预算审查、确定及预算控制，保证制作公司不随意花钱，保证银行贷款不出问题，最终产出可预期的产品。这个链条支撑了影视制作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和大手笔产业化运作，如果中国的影视业能够装入这样一个链条，必然会导致目前“几百万元人民币就整出一部电视剧，顶多卖到中央电视台保本、再到音像店卖几个钱”的产业大洗牌。因为国内的保险公司无法承接这样的项目，一些投资人已经在考虑把制作环节放在国内（“中国制造”）、投资和发行与国外对接（“两头在外”）的运作模式，他们相信这样的运作模式将改写中国影视业的整个版图。

未来20年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期。但如果把眼界放得更宽广一些，“与国际对接”离每个产业、每家企业并不那么遥远。也许，“与国际对接”的能力与魄力，将成为下一个20年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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