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这一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30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最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体是清末胡雪岩、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实在很难从这些商人事迹中寻找到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基因，他们更多是传统农业社会及官商文明的产物。那么，中国企业家的生命基因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追源？

　　后世史家常常喟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两个国家——美国与日本——也刚刚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在当时，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钢铁产量还不足 100 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购买机器、投资建铁厂。1871年， 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胡氏家财2000万余两，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那么，百年之后，为什么摩根仍在华尔街，而“红顶商人”已成江南旧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几乎就在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正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家纺织工厂的出现，都与中国十分接近。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比美国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国公司的衍变，最让人唏嘘的是，它的演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体的轮替所打断——根据我的计算，几乎每隔3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财富的传承、血脉的延续、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在改朝换代的战火和革命中被一次次地推倒重来。当一代一代的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废墟中重头再来的时候，中国近现代的商业文明又积累下了怎样的基因底色和生命记忆？

　　过去百年间，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也显得十分的暧昧。根据黄仁宇的看法，“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本章（1911－ 1949）限定的年代里，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很显然，我们仍然行进在一条近乎宿命的“历史三峡”中。也许从30年来看，我们取得了无人可比的商业奇迹，不过，如果把历史的宽度拉开，我们的骄傲会削弱一点，而不安和忧虑则会加重。王石在数年前的那个追问，会不会成为一场商业反思的起点？（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