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

1881年，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第一次将知识应用于研究、分析和监督工作，从而引发了一场“生产力革命”。而“生产力革命”也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从那以后，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这就是需要将知识应用于知识。

现在，知识正被系统地、有目的地用来界定需要什么新知识，界定新知识是否可行，以及为了使知识产生效益必须做些什么。换而言之，知识正被用于系统创新。知识演变的第三个变化可以称之为“管理革命”。提供知识以找出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效益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

行动指南:

为了取得你预期的效益，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剔除三项冗余的任务，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变得富有成效。

摘自:

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

今目标点评:

（本期点评，文荣博士，北京亿企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今目标管理平台缔造者之一）

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意义，在于“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科学管理”侧重于生产作业管理，效果显著。但是随着知识工作者的增多，要发挥每个人的最高效率，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德鲁克首创了“知识工作者”这个概念，但是德鲁克很少给出重要概念的准确界定，诸如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自我控制、卓有成效等等，无不如此。维基百科给“知识工作者”的定义是：

Knowledge worker, a term coined by Peter Drucker in 1959, is one who works primarily with information or one who develops and uses knowledge in the workplace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对企业的依赖比较小、工作寿命一般也比企业长，这两点非常关键，也是现代企业劳资关系的基础。“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牵强地理解为“资本为后”，人和效率为先。不玩概念游戏，用很直白的话说，就是现代企业更有可能磨洋工、更有可能出工不出力。

德鲁克指出，头脑里的知识是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工具，由工作者自己随意掌握，不再像工厂、车床那样，由资本方完全掌控。更换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和随意，相比之下，资本方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知识是内在的、个体的，只有将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知识工作者才能为企业创造效益。如何提高效率，获得更大的效益，就要靠“管理”。

国内企业还是传统型居多，在“中国制造”的笼罩下，企业做好科学管理已属难得，要真正理解知识工作者及其管理实在不易。但是要高举“中国创造”的旗帜，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知识经济催生了知识工作者，也必然带来更高层次的管理要求。

Google用美食和宽松，吸引了一批批顶尖人才；马云用亲情、目标和理想，凝聚了一支笨坚持着的团队。方法不同，目的一样，都是让工作者更有效率。

进入资本为后的社会，需要革命的不是具体的管理工具，而是更深层的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