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在职中高层官员送到欧美国家和日本、新加坡等地进行培训，考察西方现代文明，“经风雨、见世面”，这是中国近年来人才战略的重要一环。他们在这里开阔视野，改变原有的思维定式，为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的变革进行必要的思想铺垫和知识准备。
　　 中国每年选派年轻干部到美国接受短期进修培训，以了解美国社会，改变固定的思维模式，拓阔视野，经受现代化的撞击。马里兰大学成为美国培训中国高级干部的主要基地。
　　 把在职中高层官员送到欧美国家和日本、新加坡等地进行培训，考察西方现代文明，“经风雨、见世面”，这是中国近年来人才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在美国，除了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为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进修的定点机构之外，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不到20公里的马里兰大学“全球华人事务研究所”，也是较多中国高级官员境外接受培训的地方，据称，它是中国设在海外“七个最好的培训基地之一”。
　　 从1996年成立至今，马里兰大学“全球华人事务研究所”已经先后接受了800多名中国的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厅局和处级官员的培训任务。这些中国的“跨世纪的接班人”，利用华盛顿郊区的“天时地利”，经受美国文化的撞击和“再教育”。他们在这里开阔视野，改变原有的思维定式，为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的变革作必要的思想铺垫和知识准备。
　　 据马里兰大学有关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派送官员到该校培训进修的省、市，包括了江苏、北京、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河南、河北、陕西、辽宁、湖南、广西和江西等省市区。其中，江苏八个地级市的市长和书记，这些年来都先后到该校培训过，他们回国之后，把他们在美国所学的运用于当地的发展实践，获得了好评，但有些也引起了争议。
　　 于1999年12月至2000年初在马里兰大学培训过的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就是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据称，他就是在马里兰参观当地社区时，从社区发展规划中获得了启发，认为要让农民富起来，首先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做文章，让有限的土地增值。而增值的办法就是政府要扮演积极的推动角色。于是，他回国之后，马上由政府牵头，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重新规划宿迁市郊的社区发展，该集中的集中、该拆迁的拆迁，有效地利用了土地资源，很快使当地的房地产在几年间增值数倍，使大多数农民获得了利益。
　　 与仇和一样，江苏省八个地级市曾在美国培训过的市长和书记，回国之后也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有所作为。前昆山市长、现任扬州市长纪建业，在改造当地风景区“瘦西湖”的问题上，以前所未有的魄力行使权力，撤换了没有作为的官员，并在20个月时间里，在扬州建造了150公里的新路，真正实践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获得了老百姓的赞誉。
　　 江苏省这些官员的表现，成了马里兰大学培训“成绩单”中最值得骄傲的部分，具体负责培训课程的“全球华人事务研究所”现任所长张曙光教授说，其实不单是江苏，其他省市的学员回国之后的表现，也很让人刮目相看。
　　 显然，用公费派出高级官员赴美在职培训，是中国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一项战略举措，获得了中国高层的支持。
　　
　　 出行前先在国内集训
　　
　　 据曾到马里兰大学培训的北京教育学院院长李方介绍，为了这短短几个月的境外培训，首先由市委组织部安排了近两年、分三阶段的境内培训，包括临出国前3个月的封闭集训。为在国际场合展现“跨世纪接班人”的“政治实力、业务能力、开放魄力、行政潜力、精神修养魅力”，他们还进行了各项的准备，比如“着装仪表、言谈举止，诸如在洋人圈里如何做一次即席发言或唱一首民族歌曲”等，为培养跨世纪接班“复合型人才”可谓用心良苦。
　　 根据有关的安排，到马里兰大学培训的中国官员，一般为厅局一级官员和地方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课程则为中短期，长则1年，短则1个月，但大多为3到6个月或1年，学费以及个人费用由中方派出单位自己承担，比如一年期的学费就将近一万美元，外加住宿和生活费。马里兰大学方面则负责有关的课程以及相关的活动安排。
　　 马里兰大学的培训课程主要是进行“领导人的综合素质培养”，重点是让学员了解美国的制度运作，包括美国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其次是提升自身能力，包括英语、调研和交际能力等；再就是安排与美国企业界、政府机构和社团的交流接触。这也是培训课程的重要内容，马里兰大学除了在课堂上教授书本知识之外，更安排了不少时间，让这些中国官员，有机会广泛接触美国民众，从中得到更实际的知识，从思路上受到撞击和启发。
　　 其实，在美国的每一天，都给这些中国高官带来新的撞击。他们对照他们所熟悉的中国社会状况，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要找出中美两个社会制度方方面面的不同，更要发现这中间的差距。比如学员到校之后的一个重要事项，就是到银行开户，办理银行的信用卡或支票卡，以适应生活的各项需要。而就在银行的服务方面，河南省的一位副厅级官员，就“发现”美国的银行制度“很人性化”，客户被请到桌旁坐下，有人为你解决各种问题，客户顿时“有一种上帝般的感觉”。
　　
　　 年轻官员是未来的希望
　　
　　 张曙光教授是80年代初期赴美的留学生，1989年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获美国对外关系史博士学位，并于1990年至1991年在耶鲁大学从事国际安全课题博士后研究。这些年来，他作为马里兰大学培训中国官员的教授和负责人，对于到来的中国中高层官员的印象是，“似曾相识，又很陌生”，从中看到了希望。尤其是较年轻的官员，他们比起年龄稍大的官员，思想更加开放，求知欲很强，有的表现非常杰出。
　　 张曙光说，他们到了美国，到了马里兰之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现代化，于是也有了一种如何看待现代化的“平常心”。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亲身感受美国的现代化之后，发现美国的“现代化秩序”实际上是无处不在；而中国对现代化的关注，都是集中在硬件上，比如盖多少高楼，建多少高速公路，增加多少辆汽车等。所以，“软件”上的现代化对于中国也非常迫切，但却不是一代人可以解决的。
　　 早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的张曙光说，这些到马里兰大学培训的中国官员，还有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回国之后，对马里兰大学很有感情，当提起在这里‘留学’的往事，每当有教授到中国，他们都非常热情接待，官再大，也持师生之礼，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招待一番”。
　　 事实上，当中国官员在马里兰大学接受培训，在了解美国、了解现代化的同时，他们举手投足也成了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变革进程的重要窗口。张教授发现，有些官员刚刚到马里兰大学时，都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他们还怀恋在中国时处处有人伺候、办事有秘书、出门前呼后拥的生活，有人甚至说：“美国有什么好，来到了美国，让我更加爱国。”而这样的“爱国”官员大都来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相比之下，更多官员却能放下身段，很快适应了“学员”生活。广州一位局级官员去年到校之后，就理了光头，显得很潇洒健康，他说在广州时，要顾及作为领导干部的身份，理光头不合适，但做了“学员”之后，就不一样了。据称，这位广州官员到美国不到一个月，由于没有像在国内那么多应酬吃饭，加上马里兰大学的体育设施，使他的体重很快减少了十几磅，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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