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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什么是“和谐社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字，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言”之，表示人人有话说。由此而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种道德诉求，更是制度诉求。“和”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生问题，“谐”要解决的则是中国的民主问题。
   应该说，上述相关“和谐”的解构与阐述，不只是一种构词法上的巧合，更准确地道出了转型期中国的时代特征。如何妥善解决民生与民主问题，对于有志于共此征程之当代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个伟大的机遇。今日中国，风云际会，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参差为营，是可谓“三代同堂”。譬如说在某些制度设计上表现出“人言代法”的前现代特征，经济上有现代特征，而文化上也初露后现代特征，但总体而论，中国朝着一个更开放而多元的社会行进，当无可置疑。
   然而，为什么中国社会里到处弥散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呢？
   2005年10月，我在广东参加中欧文化论坛，与会欧洲学者对中国多希冀，而中国学者则多悲观。必须承认，我们容身之时代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设若我们能走出意识形态的旧视野，尝试从传播的角度体悟这个国家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看到中国人已经而且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那么我们便会变得乐观开朗。同样，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也可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因为任何人都是他人（甚至也是自己）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分悲观，社会便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便前进一步。
   几日前，我参加俞可平先生主持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颁奖大会，欣喜地见证了这种乐观与活力。25组参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当主张“公推直选”的四川平昌县县委书记站在人民大会堂里讲党管干部不是党委书记管干部，而是党员管干部，锐意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当徐州贾旺区 “公共全程监督政务”的倡导者称雁阵中“变化的是头雁，不变的是群体力量”；当厦门“爱心超市”建设者主张“让受赠者皆有尊严”时，我们看到了中国渐进改良的希望所在。这个时代之动人心魄处，在于各个阶层与领域，积极做事者大有人在。
   这是一个渐次开放的时代，传统的“同心同德”式的社会改造模式因为高估人性受到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社会就是“同心不同德”的社会。所谓“同心”，即凡精神健康者，人人皆有对自由幸福生活之向往；所谓“不同德”，即人人皆有自己内生的道德与欲念，它不因后天强制获得或通过意识形态先验内化，一切都源于自己生活经验与知识思想的累积。由于人人都希望社会往一个好的方向走，同时避免最坏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相信，“不同德”使民主契约成为必要，而“同心”则使民主契约成为可能。
   有人类，便有民主。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乎民主进化的历史，一部从“动手斗争”（朴刀棍棒）的“暴力民主”发展为“动口斗争”（选票）的“和平民主”的历史。自古至今，任何政权的建立，无一不是民主实践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内战因此也可以视为通过暴力民主对决。参战者即是投票者，未参战者即是弃权者。如果我们细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里的“兴”字，便不难理解，任何政权的建立其实都是全民公决（战）的结果。不同的是，自宪政国家诞生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暴力民主”渐渐让位于“和平民主”，刀枪让位于选票，袁世凯让位于华盛顿。两种民主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消灭，后者为轮替；前者盛极一时，后者源远流长。
   “政治动口不动手”的“和平民主”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真正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历史证明，为了避免新“暴力民主”出现，即使是那些通过“暴力民主”方式上台的政权，也必须通过积极实践和平民主的形式（如选举、保障民权等）来救赎“暴力民主”通过暴力自我实现的原罪。正因为如此，我们乐见中国各级有为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积极推动中国“和平民主”的建设，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如高尚全先生所说，“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藉此努力消弥如黄炎培当年告诫毛泽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动荡轮回。
   同样，我们相信，今日中国之改造与建设，并无一揽子解决方案，任何单一的主义与学派都不可能开出医治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积郁的沉疴的偏方。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宏观把握，还是地方政府与广大民众的草根实践，都需要先行者的毅力与勇气，但开风气不为师。而改革一旦启动，注定就是一场全民的决战，它既包括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样包括自下而上的改革。所谓“和谐社会”之民生民主，既是要官智开启民智，又要民智开启官智，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对流，是一种“行动上有分工，思想上无等级”的上下求索与共同成长，而中国国家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提高，亦有赖于这种面向未来的自由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