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前几年的原始开发，2005年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已经斩露头角，并且已经开始在国外市场上频繁抢单。科技部的官员表示，未来几年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将会飞速提升。而Gartner研究公司也在不久前预测，在2007到2010年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包市场。

　　来自国内外的媒体，对于中国的软件外包业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的中国软件企业，显然不想让机遇再次擦肩而过，而这样的迫切愿望还不仅仅表现在企业身上，也表现在拼命寻找经济支柱的城市上。在全球几大软件出口国外包业实力不断分化的情况下，中国正努力地尝试着以一个积极的形象，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市场洗牌。

　　中国势力飞速膨胀

　　作为全球软件业的新兴力量，中国在这几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我国软件外包业务启动时间较晚，但一直呈高速增长态势，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软件外包年均增长达到70.2％，2004年达到25亿美元，被公认为是新兴的国际软件外包中心。

　　因此，中国经济本身所散发出的吸引力和自身软件人才的不断成熟，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外在条件。中国在信息产业上取得的成功，足以证明“中国市场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是中国软件企业发展的高效途径。

　　从技术定位角度考虑，中国软件企业一开始就做高端显然力不从心，因为国内的软件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因此外包必然会成为中国软件企业的首选。发展软件外包业务，必须要与产业密切结合，这就需要具备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实力。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有着印度难以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软件外包的优势还在于国内市场的广阔，由于国外软件大公司对于中国市场越来越感兴趣，必然要在国内设立研发机构，这样就能为中国培养一批有编写大型程序经验、有良好沟通能力的软件人才。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核心技术和标准制定的上游地位，全球有90%以上的基础软件被美国所垄断。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大多从事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并参与产业规则的制定，可以划分为第二集团。我国则处于第三集团，大部分企业则是从事一般应用软件和系统集成中的开发，处于全球软件产业格局的中下游。

　　事实上，产业的变迁刺激着市场的洗牌。在软件业的国际分工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大国正加快将本国的软件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为第三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而尽管与一些软件大国相比，中国的软件外包业落后了十年，但是在近几年全球软件产业的又一次大规模变迁，使得中国找到了切入市场的最佳时机。

　　现在来看，日本和美国已经中国最重要的两个软件外包输出国家。在全球第一次软件产业转移之后，印度公司一直是美国软件外包的最大受益者，占其发包总量的80%。但这一趋势今后可望有所改变。为了寻找成本可控的其他外包基地，美国软件公司也必须开始将软件外包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加上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可供选择的市场。

　　而日本则是中国软件外包业的另外一个大市场。2005年日本外包市场的营业额达到106亿，而中国将成为日本软件企业的首选合作伙伴。日本软件外包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日本企业一般都向其国内的企业如NEC、NTT等发包，由这些企业进行上层的设计工作，然后将底层任务分包到海外来，以降低成本。这样，我国企业就不必去研究软件的业务流程概念，项目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

　　在日本和美国市场的突破，促使这几年来中国软件外包业的崛起。而中国政府这几年不间断的扶持，客观上为2005年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同时，各地一些地方性文件的出台以及各个软件园各自制定的鼓励软件出口的政策等，都在银行信贷等方面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也为我国软件出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的软件外包业生逢其时。

　　致命的隐忧

　　尽管这几年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但是拨开统计数字表面浮华的假象，我们发现其实它仍然很羸弱。中国的软件外包与美国和印度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有人做过估算，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总值，还没有印度Infosys一个公司来的高。

　　从软件企业构成来看，国内软件企业数量虽多，但大部分规模较小，由于企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追求短期利益功利趋向十分明显，面对具有明显市场机遇的产品便会蜂涌而上，而对有开发或市场开拓难度的产品则退避三舍，这导致许多企业集中在比较明朗但却相对狭窄的市场中竞争。由此造成产品种类单一，低水平竞争和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

　　无疑，这种困境将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变弱，更无法实现软件工程化生产，导致企业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软件企业的国际化并不能真正成功。当然，中国软件企业一定要走出去，但走的方式则需要斟酌的。简单地就软件企业的规模而言，目前国内通过ISO9000系列认证的软件企业为数很少，而通过国际软件业共同认定的EICMM系列认证的，则更是凤毛麟角。

　　这很大程度上缘自软件国际化之前国内软件市场环境的现实困境。比如国内一些通用软件厂商一直无法伸开手脚，虽然品牌很大，但业务收益却无法提升。一些生存艰难的软件商只得无奈地进军目前“有利可图”的有效市场，比如在集成业务热火时就做起集成，在企业信息化大潮时就抢单企业级用户，不过，这并不利于软件公司的长期性战略发展。当然，这不能全部怪乎于软件企业，因为它们的软件价值得不到收益保证，所以环境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

　　浅薄的利润使国内软件企业很难长大。从软件企业构成数量上看，国内软件企业数量并不少，但大部分企业正由于规模较小，造成了抗风险的能力较弱，至此形成了追求短期利益的趋向：对有市场机遇的产品蜂涌而上，而对有开发或市场开拓难度的产品则退避三舍。也基于此，多数企业集中在比较明朗但却相对狭窄的市场中。然后出现产品种类单一、低水平竞争、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

　　国外厂商把业务外包给我们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开发成本低，这就决定了软件外包利润空间有限。而且，这种模式，在外包之外，是不可复制的。尽管对于国内软件业的发展来说有益，但是很难说有多大的作用。

　　国家信息化离不开自主的软件业发展，我们现在的国内开发商，还不足以满足我们自己市场的需要，远不能开发出满足我们自己的产品，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如果不下力气发展独立自主的软件产业，就等于用别人的砖盖自己的楼，楼能不能盖好，全部要看别人肯不肯给你提供砖。

　　另外，中国企业严重缺乏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中国企业在欧美市场上缺乏市场拓展经验和人才是明显的事实，即使对于日本外包，由于缺乏市场开拓能力，因此也只能从日本集成商手中接单，使得日本外包以最低层次的代码工作为主。另外，交流能力是妨碍市场开拓能力的主要原因。交流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思维方式和管理习惯上。交流能力差造成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偏差。这些因素都制约了中国软件外包业的成长。

　　涅盘需要新模式

　　对于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模式，业界出现的是许多不同的声音，其中很多人都支持中国复制印度模式。然而事实上，由于自身条件和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软件产业不可能单纯的照搬某一国家的发展模式，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以印度为例，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企业的强大需求。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潜在冲突，美国政府出于扼制中国的考量，肯定会具体操作中出面干预。这一点，曾经喧嚣一时的WAPI和纺织品出口上的纠纷就能充分体现。而且，依赖外向型经营模式将使中国在ＩＴ经济和信息安全上更受制于美国、日本，不利于中国软件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自主发展。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环境，来选择合适自己的发展模式。考虑到现在中国的软件企业90%以上的外包业务来自日本和美国，相对单一的市场意味着很高的市场风险，因此中国的软件厂商必须考虑开发除这两个国家以外的市场。

　　在具体技术上，由于中国没有定制加工和嵌入式软件的技术，因此发展以中间件为主的模式更适合现在的中国软件企业。因为中国的软件企业中人才数量不足，学历偏高，做大规模的系统集成显然不切实际，相对来说如果做一些技术含量高的规模较小的中间件，无疑是中国软件外包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好通道。

　　客观地说，现在很多国内企业都尝试着涉足软件外包业务，但是真正成功的只有中软和东软几家。显然，在进军国际市场上，单纯地以外包业务作为赢利目的的思维方式，就现阶段而言可能会比较困难。

　　两个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道理谁都明白。对于中国的软件厂商而言，不能把赌注都压在外包业务上，需要拓展其他业务来分散经营风险。这一点，中国的软件厂商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不必在意我的容颜
那是被IT项目拖累的 只剩下一堆白骨
还有飘荡其中的 久久不能淡去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