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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7日 10:45 中国经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海燕 茅硕／摄影

　　———访亚洲网通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田溯宁

　　“企业家眼中的田溯宁

　　潘石屹(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溯宁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有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一次我们一起去美国，当时到处都在谈互联网，田溯宁爱(互联网)得不得了，他对我说：“以后我要把光纤的外皮做成血管的颜色，光纤就是以后中华民族的大动脉”。那时我对互联网了解得不多，对他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但每次都被他的热情所感动。

　　田溯宁是在西部长大的，所以他非常理解普通人民，对弱势群体有很强的同情心，这是一般的“海归”人士和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所不具备的。

　　丁健(亚信公司董事长)：他很有思想，善于把握宏观层面，是领路者。极具激情和感染力，对亚信的事业有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

　　张醒生(亚信公司CEO)：田溯宁具备作为企业领袖人物的所有特质，有梦想、有激情、有前瞻性。田溯宁站得很高、看得也很远，他的执行团队如果不够优秀可能就不能很好地领会他的意思。打个比方，如果田溯宁站在北京看到了喜马拉雅山，质量不高的执行团队也许只能看到北京的高楼，而优秀的执行团队会和田溯宁一起修一条通往喜马拉雅山的大路。田溯宁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总在“忧思”。我们这些企业家扎堆儿的时候，如果田溯宁在场，一定是别人谈风月，他谈管理；别人谈管理，他谈国家民族。总之，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质。

　　刘东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田溯宁不像一个普通的商人。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他那种深深的社会责任感和振兴民族的情结不是所有企业家都具有的。”

　　危难兴邦，从小事做起

　　主持人：近期国内外大事不断，我们注意到你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一个是联合一些企业家发表了一份中国企业家的反战声明，谴责伊拉克战争；一个是代表网通为抗击非典捐赠了塑像，而此前你一贯是比较低调的。你觉得这些事是一个企业家应该关注的吗？企业首要的社会任务恐怕还是创造利润。

　　田溯宁：我参与这类事，一是我个人的一种内心冲动，就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到不平的事情我一定要说出来一样。第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企业公民应尽的责任。企业在社会中承担的最主要的责任是追求利润、投资回报，这没有错，但企业也像任何一个其他团体一样，是社会的公民，作为公民你就要做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企业公民组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不见得完全出于功利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做一个好企业公民的冲动。我常常想，责任感、道德、良心这些人类拥有的情感，也许就是我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生存形成的必要规则。

　　主持人：成熟的企业就像成熟的人一样，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社会上一些不了解你的人也许会认为，田溯宁在出风头，不务正业。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田溯宁：这些可能跟我读博士研究生有一定关系。每个生物群落中，个体之间都是互动、相互联系的，每个群落都有自己的规则，规则一旦被破坏，整个生态系统都不可能生存。我们的社会更是这样，要保持经济生活正常运转，就需要一套基本的规则，每个公民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遇到社会危机的时候，你不要指望别人怎么样，我想如果自己先去做了，这种示范本身就很有意义。也许你的想法是错的，你做了总会有人跟上来，其中总会有优秀的、有好的，最后大家制定一套规矩。人有些想法总不是错误的，企业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应该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原则。

　　我常常被一些人的行为感动，比如在西方常看到一些人游行，在胸前或手举的牌子上写点什么，表明自己对某件事的看法、立场，你可能觉得很可笑，这些举动也不见得有什么作用，但我觉得这也是人类执著追求真理的一部分，而规则可能就在这种追求中产生。

　　主持人：为什么不做一些影响更大的事？在那次以“谴责伊拉克战争”为主题的会上，当企业家们激愤地谴责这次战争，讨论中国企业家该做些什么时，你一直强调“做一些小事”。为什么？

　　田溯宁：小事都做不了，大事就更难了。中国绝对不缺少企业的战略家，但是缺少执行者。许多事情做完后不见得立刻见成效，但你坚持去做，以后慢慢会有一些结果。我跟网通的管理层也说过，天天只是喊口号，到时候不花时间、不花精力、不冒着别人对你很多不同猜测的风险去做，很难有人真正相信你。前年我们为西部捐献宽带小学，专门派人帮助学校完成改造工程，现在还在一帮一地做。有人说，中国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一个宽带小学有什么意义，应该做更大的事情。我想这种事情，毕其功于一役不太可能，关键是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效果。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应该在这个时候为国家做点什么。比如，联合同道推出一个以“中国精神”为主题的形象广告。这场SARS灾难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部广告片来展示我们面对灾难所表现出来的互助、乐观、坚韧、团结的民族精神，变危机为契机。这件事情做起来难度比较大，不光要有企业响应，更重要是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但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了很久，我要想办法实现它。“要把@带回家”是吾辈的责任

　　主持人：你的许多朋友都说你是“性情中人”，你身上的这种责任意识、使命感让我觉得你不像一个商人。

　　田溯宁：我觉得我很商人。怎么判定商人？投资人是最好的判定者。从我回国后的从商经历看，无论在亚信还是在网通，我都给投资者非常好的回报。我刚跟网通的一个股东通过电话，他说对我们的业绩非常满意，超过他预期值的15%，在目前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许多电信公司很难做到这一点。判断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不要根据我的衣着、我的思想感情、价值取向来判断，应该让数字说话。看我能不能给股东最好的回报，能不能凝聚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我的管理方法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具有竞争力。

　　主持人：如果不参加这些活动，网通会不会有更好的经营状况？人的精力有限，企业的战线也往往不宜过长。

　　田溯宁：坦率地讲，我不这么认为。看过世界上很多成功企业的发展历史，我的结论是，要想把企业做得长远，责任意识很重要，它是能凝聚一个负责任的优秀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IT企业，不强调社会责任感，很难让人们把工作作为一项事业长期来做。早期做亚信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个口号“要把＠带回家”，完全不是商业的口号，却是早期亚信创业很重要的动力。“要把＠带回家”也就是“要把互联网带回自己的国家”，当时很多留学生平时在国外的公司工作，假期回来帮国内互联网的发展，好多人都为这个口号而激动。这是一个情绪化的口号，还是一个企业的使命、一个商业化的东西？我觉得都有。

　　责任感、使命感跟企业经营并不矛盾。《惠普之道》这本书我每年都要看一次，书中充盈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亚信现在的CFO韩颖和一位董事，都曾经在惠普工作过，他们都充满着理想，而惠普也是世界上管理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甚至像微软这种最看重利润的公司，也在谈“信息之路”、“未来之道”，它的广告是“whatareyougoingtodotomorrow”(“明天你干什么”)，也是在谈明天、未来。试想没有责任感谁会谈未来？没有激情谁会谈对未来的向往？当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承担着很多挑战的时候，能靠这些渡过更多的难关。尤其中国企业，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对中国社会的责任，这些美国企业不见得有。前些天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引起比较多的关注，看清朝末年那段屈辱历史，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以前国家强大的象征是军舰、枪炮，未来有可能是计算机、通讯、宽带网络，我们怎么能够把握现在的机会，追上去，不再重复那段历史，是我们这些做企业的很容易想到的。我觉得这些感慨既有个人很情绪化的东西，又有对企业、国家的思考，都联在一起了。

　　最近的这场SARS疫情中，电信业收入增长非常快，我们公司的数据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语音业务增长量在20%左右，四五月份的业绩可能会相对很好。但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窃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不好，这种收入增长一定是非常短期性的。如果“非典”的疫情不过去，中国的形象不很快得到恢复，网通也难以独自健康发展。

　　从“宽带救国”到“亚洲机会”

　　主持人：1996年你来到中国网通公司后，与其他管理者一起为网通定下了“通过体制与技术创新，探索中国电信企业的发展道路”的企业使命。今年3月你完成了对亚洲环球电讯的海外收购，组建了亚洲网通，你的“宽带梦”向国门外迈出一大步，但是，但如何让亚洲网通的员工接受中国网通公司的企业使命？

　　田溯宁：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司有不同的使命。收购亚洲环球电讯后，我跟员工谈得更多的是区域策略，亚洲的区域化以中国为核心，我告诉我的员工，中国不是威胁是机会。在我们刚刚开过的几次员工大会上，我一直在谈亚洲，谈亚洲因为经济的落后在过去一个世纪饱受的战争灾难和屈辱。现在亚洲面临信息经济的机会，信息经济需要网络基础设施，这是我们的机遇。员工中的每个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韩国人都觉得这太棒了，都觉得会有新的机遇。收购亚洲环球电讯对原来中国网通公司的员工也有很好的鼓舞作用，他们觉得自己走出去了，觉得公司的理想、自己的理想在逐步变为现实，更强化了对公司文化的认同感。

　　任何伟大的理想，都是由细小的数字累计而成的

　　主持人：许多人都说，你是一个极具梦想与激情的人物，在前面的对话中我也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情，但在日常的一些聚会和论坛中，你很少谈“道”，更多的是谈“术”，比如谈对企业的数字化管理、计划管理，这是不是很矛盾？

　　田溯宁：小时候，父母、老师就告诫我说，“田溯宁你很有可能华而不实”，我一直就特别怕自己犯这个毛病，怕自己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也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性格。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读博士那五年，25岁到30岁，人生中最好的那一段青春时光我一直在“数”草，每天量草根宽了多少、草叶长了多少、有多少叶子，然后计算出一个模型，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能对进化论有一点点作用，但这样的文章每年会发表几百篇。尽管我现在做的跟那时学的没有关系，但那五年我悟出了很多道理，就是很多大的理论要从非常细的东西做起。十九世纪末，有人讲物理学中所有的重要发明都完成了，如果再要出现新的物理学发明必须研究小数点六位以后的数字。但是，恰恰是在小数点六位数之后出现了爱因斯坦、出现了量子力学，也就是说如果不“细”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

　　我们可以讲理想，但人不能仅靠理想生活，一定要把理想变成每一天我们可以执行的具体行动。怎样把更高的理想和每天做的事情结合起来很重要。我喜欢黄仁宇的书，从《万历十五年》到《黄河清山》，我觉得黄仁宇表达得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数字化管理。为什么强调数字化管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数字是商业社会的通用语言，不掌握这种语言你没法和其他商业组织尤其是其他国家的商业组织沟通。其次，现在的企业每天都面临大量商业选择，不把商业计划变成行动计划，最终变成填满各种数字的表格，你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第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对人的管理也要靠数字。员工多了，你不可能去一一了解他们，只能靠指标判定他是否称职。

　　我不认可自己的“海归派”头衔

　　主持人：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缺少商业文化的国家。你一直在谈企业的责任与使命意识，强调企业的数字化管理，这些对现代企业的认识是不是与你在国外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与你的“海归”身份有很大关系？

　　田溯宁：我觉得不是，杨元庆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很佩服他。他没有海外经历，他的计划、预算观念也都非常强。管理是一门科学，就像代数没有中国代数和美国代数之分一样，要经营好一个企业，可能用到的方法都差不多。个人经历有一些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在做这个工作，职业要求是一样的，关注点是一样的。

　　另外，我对“海归”这个词没有多大兴趣，首先我对“把人归类”就有反感。海归说穿了就是经历，而每个人的经历都有可取之处。甚至我会告诉有海外经历的人，不要太把这段经历当回事，你在国外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也失去了很多，因为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不断成长、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这种环境里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经历本身有一定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怎么用这个经历，怎么把各种各样的经历融合在一起，为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服务。

　　管理就是我的宗教

　　主持人：从1994年创办亚信到现在，十年间，你的身份一直在不停地变，从亚信总裁到中国网通公司总裁，到现在兼任中国网通集团副总裁、亚洲网通总裁。但你对宽带的“痴情”似乎一直没变。

　　田溯宁：变化其实给人很大痛苦。精神处于不断变化中给人的“打击”也很大。如果没有一点不变的东西反而不好，精神上很难找到支撑点。我想，我有几点一直没变。第一，我对中国的信心不变。我一直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第二，一直希望管理好一个企业。我不在乎企业大小，只希望能有一个企业，给我七八年时间，让我把看到的一些优秀企业的管理方法运用到这个企业中去，认认真真地把每个细节都管理得很好，使这个企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企业。我没有别的意图，只是喜欢管理。第三，对宽带、互联网的追求不变。这个行业不仅代表未来，而且各个国家这几年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也是中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重大机会。宽带、互联网技术刚刚成形，就像蒸汽机刚刚发明，我们还没想到它能给我们带来汽车、轮船、飞机，带来一种新的文明方式。我一直觉得，互联网技术变革刚刚开始，这可能是中国赶上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机会。

　　主持人：媒体对你的评价是“以一种宗教般的热情”从事宽带事业。不过曾有一位国企的老总说“做国企老总要避免一种情结，把所有的感情投入其中可能是不恰当的”，作为职业经理人，也许更理智的态度应该是“做时，专心去做；离开了，就不再去想”。

　　田溯宁：这话挺有道理的，不过对我可能比较难。这是性格里的东西，要改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