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非典”在中国首次出现零病例。然而就在此之前，国外学者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关于“非典的重要论文，中国科学家在同领域的研究中宣告整体败北。研究“非典”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疾呼，中国科学家要奋起直追。

　　记者在发病最早的广东采访时发现，中国卫生科技界败北，科研实力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体系上拖了后腿。

　　寻找冠状病毒：中国科学家的“36小时与10天”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并将其命名为“SARS病毒”。

　　当时国内科学家遗憾的说，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也于36个小时后，从样本中测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该所副所长汪建博士曾向媒介透露，晚出成果的原因是直到4月15日，他们才得到病毒样本。

　　然而6月3日，记者从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了解到，在4月2日，他们就找到致病元凶是冠状病毒。当天，该中心专家鄢心革立即带了一份病变细胞培养物前往北京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进行鉴定，进一步印证了这次致病元凶是冠状病毒。此外他们还利用电镜、免疫荧光等技术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所有试验的结果，得出了“非典”元凶系冠状病毒的文字性结论。这一天是4月5日，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结果早了10天。

　　而就同一条街上相隔不远的另一家单位———中山大学，也在进行冠状病毒的研究，该校达安基因诊断中心的程钢博士近日告诉记者，4月16日早上6点获得了冠状病毒PCR分析阳性结果，晚上8点，PCR产物测序结果与加拿大公布的序列比较同源性为100%！这些结论跟北京方面几乎同步，比国际仅差数小时。但此前，他并不知道广东其他单位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且不说同一个实验到底有多少位科研工作者在单干，人们更关心的是广州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实验成果呢？

　　鄢心革等人认为，他们得了冠状病毒只做了三个步骤的实验，还差一个动物实验，而广州没有做这个实验的条件。4月5日，他们在北京联系有关单位做这一实验，但协调很难，最终没有做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回忆说，当时一些北京方面的专家没有同意在广州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最后的实验，而是希望得到病毒样本，重新实验，结果就让世界卫生组织抢得了时间。

　　基因测序：样本之争与科研立项之痒

　　在基因测序研究方面，国内专家优势也十分明显，但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后，国内科学工作者再次败北。据中山大学一位专家分析说，国外的论文对病毒的诊断及理论作了很好的阐述，从病毒发现到基因测序后的研究，国外花了15天，其实时间不算短，如果国内科学家协作好，出成果更快，因为我们的样本比国外丰富。

　　但在这15天之中，国内科学工作者陷入了争夺病毒样本与项目申报之中。

　　汪建博士曾向媒介透露，为了寻找病毒标本，他从元月份就前往广东，先后去了多次，均无功而返。广东方面告诉他，对SARS患者进行尸检的数量很少，能够提供的病毒标本确实非常有限。实际上也如此，“样本虽然不少，但仅广东想得到样本的单位就已经多得不得了。”广东疾控中心一位专家如是说。

　　该中心的材料表明，2003年元月31日(年三十)，该中心微生物检验所副所长柯昌文得知顺德市一例病人死亡，立即赶到太平间，进行尸体样品采集，为后来检测病原体提供了难得的实验材料。但据6月3日记者从该中心了解的情况表明，由于实验设备等原因，这块难得的尸体样品并没有得出实验结果。

　　为了得到更多的样本，该检验所又先后在广东南方医院等单位得到更多的样本。截止到5月7日，微检所先后收集了覆盖全省疫情发生所在地病人、密切接触者、可疑动物的各种样品共3104份。

　　“非典病毒的样本，我们实际上得到的并不多，”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像南方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一军医大、中山二院、八院等部门，因为有现场解剖的条件，他们实际上得到的样本比我们多。”

　　“国家启动的项目更多，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各单位都鼓励找样本，报项目。得到样本多就等于为申报项目提供了资本，当时大家都在抢，实际上是在抢项目。仅国家教育部紧急启动的首批‘非典’科研项目就达18个，中大一家独揽3个项目，总经费上千万元。”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另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有些单位不具备这类科研的条件，立项后，马上从购买进口设备开始，等设备到了还要有相关的人才，而有的单位有设备，一时又没有申报到相应的项目。而且同一个项目，又存在四股力量，即研究所、高校、医院与部队，最后大家各自为政，难以协调。有些协调，全靠领导之间的关系，或者校友、同乡之间的关系，处理起来十分累。”

　　截至6月4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广东省中医院、中山大学三医院、广州市第八医院等单位，这些单位目前均有国家或省市科研项目，有些单位至今连经费都没到位，而所掌握的样本大多存在保险箱里，成果也大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

　　与国际首次合作：兴奋中有些茫然

　　在这场“非典”大决战中，中国卫生科学界首次与国际卫生机构进行了全面合作。这种近距离接触给中国科学工作者带来兴奋的同时，也带来诸多茫然。

　　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学检测技术指导小组组长林锦炎告诉记者，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第一次来到广东考察时，他们没有隐瞒任何科研资料，只要世卫专家需要的，他们就全力配合，他还领着德国专家去实验室专门查看详细的流调资料。事后证明，这些珍贵的资料被国外专家引用发表。

　　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流研所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我们做了9000多项实验，有许多成果，但每天都要加班、开会、培训，没有精力来完成论文。世卫专家帮我们写论文，在国外发表，我们是求之不得。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国外专家帮助整理论文时，许多重要原始资料等于流失了。”

　　“与世界分享经验的广东，目前似乎没有分享到世卫专家的成果，先后考察过广东的来自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近20名外国专家有不少论文发表，鲜有中国专家的名字。在一些药物研究方面，国内的资料成为国外一些科研机构的重要参考文献，如果新药产生了，应该也有中国专家的知识产权，但我们在提供资料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中山大学医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专家说：“中国专家毫无保留的向国外敞开宝贵资源与没及时发表自己的论文都是一种失误，最后都要体现在经济利益上。”

　　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广州第二次学术讨论的广州市第八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的部分专家回忆说，当时面对世卫专家，大家就像是向上级单位作汇报，几乎没有想到学术交流是平等的对话，更没有想到保密与知识产权等问题。钟南山院士在近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此则表示，中国科技界要加强科研协作，加快研究进度，同时在发表科研成果时要有竞争意识，要抢时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