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又有很多朋友们参加讨论。

先尝试回答swordwater 的问题。工程变更是否影响计划？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拙作是立足于工程预算软约束而言的，这个案例也确实如此。事实上为了应对可能的工程风险，一定意义上预算约束软是必要的。

另一个极端是预算足够硬时，工程变更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调增投资，工程变更之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就不太可行。这已经逸出了拙作讨论的范围。

第一种情况变更引起了计划调整主要是对甲方有影响。如果甲方只有一个工程，只得调增投资，如果有多个工程，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均衡调配。

有的在合同里规定死了，不足多少多少钱的不算帐，超过这个数的还要扣掉这么多钱。相应的，合同里应当有减少多少多少钱的变更不扣钱的规定。只是在工程实践中需要增加的多一些，因此施工单位经常觉得吃亏。对于方法本身不应当质疑，一是为了减少各方的工作量，二是分担风险的一种作法。

工程建设市场是买方市场，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签的合同“不平等”一定意义上是正常的，关键是合同之外的让人无法预期的“不平等”，受害者是谁就只有天知道了。

yzyrh 后一个帖子说的是事实，不过最后的一个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施工单位及其人格化代表并不承担什么风险，我想用两篇习作都有的一段话来回答：“……，在一个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时有发生并屡屡取得成功或者部分成功的行业环境中，毋庸赘言，这将决定性地诱发潜在的高估冒算者和无中生有者成为现实的高估冒算者和无中生有者，决定性地诱发现实的高估冒算者和无中生有者成为更坚定的高估冒算者和无中生有者，决定性地引诱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的事件的发生，并继续有取得成功或者部分成功的可能。工程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工程变更之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的具体表现形态的多样性。”

g770728y很久不来了，乃是此道高手，语出惊人。呵呵！看来我得采取持久战战略，再思考一下才行，下回再来应对了。

一、g770728y先生觉得变更远不如索赔复杂，在一般意义上这我同意。“前面研究的工程变更包含索赔，索赔包含于工程变更，因为索赔具备前面定义的工程变更的三个要件。这里的索赔专指费用索赔。”（见《工程变更之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正文第十章）。本文讨论的工程变更有特定的定义，需满足三个要件，而对索赔则适用通用的定义。索赔的概念的外延小于本文定义的工程变更，内涵大于本文定义的工程变更。这里的索赔当然仅仅是指费用索赔。从形式逻辑上说，内涵越大，自然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研究索赔是应当和必要的，现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在目前的工程实践中，索赔以工程变更的名义和面目出现的情形很多。还是实事求是一些吧！

变更远不如索赔复杂，这在一般意义上我同意。这两篇文章研究的重点在工程变更，最后都附带阐释以索赔面目出现的工程变更的问题。这是以办理索赔的监理工作责任来要求监理人员办理工程变更，尤其是存在工程变更之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的时候。

二、《战略考量》一文尝试对工程实践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做出战略哲学的解释和战略哲学的批评性审视，相应的，解决之道自然是战略哲学的方法。一切学科的最高汇聚点必将是哲学。如果问到这个研究思路和方法“有什么用？”那么问一句：“哲学有什么用？”“战略哲学有什么用？”

g770728y先生觉得这个案例好象跟FIDIC并无关系，觉得作者本人就没找算在FIDIC内找答案，或者在合同条款内找防范措施。我认为不有失偏颇，就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FIDIC条款本身，《战略考量》一文亦有相关阐释。

时间与空间两个纬度乃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工程实践活动不可超越的客观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FIDIC合同条件、毛泽东军事思想都统一于战略哲学、哲学。

如果g770728y先生以及其他读者从拙作中看不到想看的东西，我除了承认自己才疏学浅之外，只能说抱歉。

三、g770728y先生觉得这个案例不够经典，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四、《战略考量》开出的药方和防范措施就是“战略的形式公正的战术的持久性反高估冒算和反无中生有主义”战略，是从工程监理的立场和角度而言，是从施工单位不遵守工作程序而言。

这个案例我觉得责任在施工单位，在文章中也判定给施工单位，由此展开论述。在工程实践中，还有很多情况造成监理工作有违形式公正，比如，长官意志胡乱干预，各方不遵守工作程序，有时还有监理自身的原因，比如监理人员办事拖沓，对施工单位提出的一些口头变更要求不认真对待，敷衍了事，又不即时做好记录，监理工作无预见性等等。但是，当施工单位提出书面工程变更的要求时，有一点是很常见的，就是存在工程变更之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的现象，而且承包单位对取得成功或者部分成功的期望值通常还相当高，这个案例就是如此。用《战略考量》一文的话来说就是向监理单位发起战略欺骗和发动战术进攻，并力求速战速决，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也就是说，无论由于何种原因造成不遵守既定的工作程序，违规操作，对承包单位而言，这都会在客观上就形成了持久战战略、“以时间换空间”战略、“战略的持久的战术的速决性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主义”战略等等战略的战略态势，相应的，对监理单位而言就会出现《战略考量》一文中描述的窘境，消除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变得不可行。更何况，在战略欺骗和发动战术进攻的同时，承包单位通常辅之以战略投资，再说一遍这不等于一定有人“腐败”，辅助性战略毕竟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在此基本战略态势下，出现任何结果都不足为奇，这个案例出现这样的结果，对此《战略考量》做出一种解释，战略哲学的解释，具有普遍意义。

在此基本战略态势下，《战略考量》一文从监理工作的角度立论，展开论述，其实这对任意的博弈主体而言都是如此，因为时间与空间两个纬度乃是一切博弈主体包括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审批中心”不可超越的客观存在，而且任意的博弈主体都有可能、事实上也面临此基本战略态势，至少这个案例大致如此。

g770728y先生主张从制度、从合同管理方面找防范措施，对此我完全同意，《战略考量》一文中其实已有相关论述，我的观点和g770728y先生并无任何分歧。

五、在这个案例中，此时反高估冒算者和反无中生有者缺乏战略防御纵深，包括心理上的战略防御纵深。纵深，按照《辞海》（1999年9月第1版）的解释，是指“作战部属或作战任务的纵向深度。也指除前沿以外纵深地域。如进攻纵深、防御纵深和战略纵深、战役纵深和战术纵深等。”监理方缺乏战略防御纵深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客观上不可行，无法利用特定的空间消除信息不对称，以组织起战略反攻。缺乏心理上的战略防御纵深就是被对方突袭，刚开始投入战斗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或者刀架到了脖子上时才知道战斗已经打响，毫无准备。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博弈主体在战役战术层面奋力发起战术反攻，是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击退其战术进攻的同时粉碎其战略欺骗的。战术上如何反攻？这是管理和技术问题，在此兹不赘述。

问题恰恰是这只是假设，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涉及博弈主体愿意支付多少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反高估冒算和反无中生有的成效主要取决于这两项成本，尤其是心理成本。我自己就是反高估冒算者和反无中生有者阵营中的一员，对此感受颇深。

这个案例是这样一种情况，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变得不可行，信息成本趋于无穷大，因为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如果博弈主体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一定程度消除信息不对称还是可行的。而博弈主体恰恰是不愿意支付心理成本，心理成本为零，反高估冒算和反无中生有的成效为零。

更具体地说，就这个案例而言，虽然当事人对工程实际并非一无所知，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无论实际支付了多少信息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改观了的，明明知道施工单位提出的工程变更要求一定有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的成分，但是不愿意支付足够的心理成本，反而解除了反攻的武装，丧失了反攻的意志，也不愿意进一步支付信息成本，以进而消除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是心理成本的函数——成效为零，陷于失败，估计其他反高估冒算者和反无中生有者的博弈主体也大致是如此。原设计单位的补充预算审核者核减造价大约30万元，就是支付了不菲的心理成本才取得如此成效，虽然效果仍然很差。该审核者亲口跟我说，施工单位的该项目经理迄今和他见面仍然不打招呼，这不是心理成本的组成部分吗？前面帖子的讨论我说反高估冒算和反无中生有的博弈主体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人格化的特征，主要是指其不愿意支付心理成本。

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各方遵守工作程序，其它条件不变，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无疑要低得多，或者支付同样多的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可能取得的成效无疑大得多。正是由于违规操作，致使信息成本趋于无穷大，消除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变得不可行，与此同时又显著地抬高了心理成本，请注意监理工作毕竟要求合乎实质公正啊！施工单位提出的在原设计标高范围内龙门吊地基基础开挖遇岩石，需调整单价的要求毕竟是成立的，是合理的。正是由于违规操作抬高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最终出现这一结果。这是《战略考量》一文关注的，也是反复强调和论证的。

除此之外还不能忽视其它一些因素，比如：《战略考量》附注第4节中说的：“……，施工单位趁索赔之机，夸大岩石工程数量，土方也按岩石要求调整单价，索赔之高估冒算，这固然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寓非权利于正当权利之中，寓工程变更之无中生有于索赔之中，进而，非高估冒算之索赔、索赔之高估冒算、工程变更之无中生有三者共存，统一于同一份“工程设计变更单”之中，统一于同一项工程变更以调增投资的诉求之中，其中，工程变更之无中生有又包括实物工程数量之无中生有和非实物工程数量之无中生有。这客观上，加大了消除信息不对称和实质公正的难度，加大了反高估冒算和反无中生有的难度，加大了监理单位的战略防御体系承受的战略压力，抬高了监理人员战略反攻的风险和心理成本，降低了监理人员战术反攻的犀利程度。”

当然，这个案例理论上有可能出现其它结果，比如某一博弈主体铁了心要将工程变更之反高估冒算和反无中生有进行到底，即使不进行到底也要象那位补充预算审核者那样支付相对大的心理成本，不怕得罪人……，是有可能出现其它结果。——这个案例出现任何结果都不足为奇，但毕竟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而这个结果一定意义上有普遍意义。历史不容许假设，未来是历史、现在的延伸……。

在一个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时有发生并屡屡取得成功或者部分成功的行业环境中，反高估冒算者和反无中生有者需要支付多大的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才能将工程变更之反高估冒算和反无中生有进行到底？

六、有一点我觉得奇怪，迄今参与讨论的人都回避边界约束条件，国有投资资金建设的工程项目处于怎样一种状态，具体地说，在工程变更中，国有投资资金处于怎样的随意性之中？对此我是不乐观的，每年因此流失的投资资金的数目估计是一个天文数字。

事后我曾经和该工程的施工项目经理私下交谈，他亲口跟我说：“不骗得一点哪得？”，原话如此。估计其它工程也是如此。这说明工程变更之高估冒算和无中生有取得成功或者部分成功，相应的，工程变更之反高估冒算和反反无中生有陷于失败和部分失败，是怎样一种工程实践的普遍常态？这个案例则是彻底的失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大致估算了一下，仅仅某专业部委的工程项目的工程变更每年就流失了大约30亿元，其中很多和监理有关，虽然监理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监理不拥有完整权利。如果这个估算是大致正确的，那么全国……。

七、再说一遍我的一个观点，工程变更的投资控制和投资控制的工程变更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乃是中国某些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就监理工作的广义的形式公正而言，什么时候我们看不到监理人员和承包单位的相关人员乘坐同一辆汽车去工地了，看不到承包单位的相关人员和监理人员在一起吃喝玩乐、呼朋引类、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了，也就是看不到承包单位哪怕是处于战略进攻的辅助性战略的战略投资了，或者是此类战略投资虽有投资意向却无“投资方向”了，我看问题就基本解决，其余的是技术问题。这既需要制度创新，又属于文化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