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周五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紧要是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资产性收入(专题)”。他觉得，这个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上月19日，国务院决心在境内股市实行国有股转持，股改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首发上市的公司须按首发时实际发行股份数的10%，将部分国有股转社保基金持有。

周小川觉得，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公司部门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利润较高，盛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汇报明白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资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给外界酿成了“中国储蓄率太高”的印象。对此周小川指出，实际上，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而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占比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其中企业储蓄增长得更多。

对于外界“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中美两国都应当进行改革”的提法，周小川表示，中国乐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同时不宜轻易夸大两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

他特别强调，全球不平衡的原因、特征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各个国家差异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收入分配的互作用关系，不能指望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就能轻易实现结构调整。

周小川觉得，全球经济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放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国际金融组织系统和国际货币系统的支持，以使全球生产率和收入分配得到好转，带来更普遍的全球增长。

他进一步指出，中方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放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眼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动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放大投资率，使得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储蓄剩余）不那么大，不致对国际上酿成显著的熏陶。

对于大量投资将导致产能过剩的担忧，周小川表示，中国尚有一个颇具潜力的投资范畴是城镇化发展，它将为将来的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毕竟，中国的城镇化是将来将持续多年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