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人管好莱茵河的启示
2010年6月5日   05：观点·手拉手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赵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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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地一个拥有700名公务员的水务局，在过去3年时间里，花5亿元治理一条小河，但效果仍不好；而在欧洲，12个人却有条不紊地管理着流经9个国家的莱茵河，两相对比，耐人寻味——赵小婷

    现在管理莱茵河的莱茵河保护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它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也没有惩罚机制，无权对成员国进行惩罚，工作人员仅12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却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莱茵河。为什么？一是各成员国对污染的认识都很明确，认为一个流域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彼此息息相关；二是决策会议少，执行会议多。莱茵河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各国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决定重大问题，各国分工实施，费用各自承担。但是执行讨论的会议一年要开70多次，基本上是一周一次。最重要的是，虽然主席轮流转，秘书长却总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是最下游的国家，对于治理污染最有责任心和紧迫感，能够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说话。

    我们从来不缺少文件、规定、人力甚至资金，缺的往往是有创意的、人性化的、精心设计的有效制度和协调执行力。如何治理好江河污染，12人管理莱茵河的经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12个人能管理好一条横跨9个国家的国际河流吗？
  
    莱茵河是目前世界公认治理和开发得最好的一条河，是河流文明最新的结晶。其成功经验，被人们称为：1、先污染后治理的典范；2、国际合作治理河流的典范；3、恢复河流生态系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莱茵河从阿尔卑斯走来，穿过瑞士巴塞尔的化工塔林、流过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炼钢炉群、最后在荷兰鹿特丹的油罐巨阵间蜿蜒入海，河水竟然还是清的。
　　50年前，作为欧洲出产鲑鱼最多的河流，鲑鱼却于1958年在莱茵河彻底绝迹了。莱茵河变成了“欧洲的下水道”。生物学宣布它已经“死亡”。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理性较量中，莱茵河最终“死而复生”，把“欧洲最浪漫的臭水沟”的恶名抛给了历史，成为世界大河中成功治理的典范。
　　工业革命和战后重建毁了莱茵河
　　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流域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全长1320公里，最后在荷兰注入北海。注定成为界河的它把瑞士、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等9个国家揽入了自己的怀抱。德国人亲切地称莱茵河为“父亲河”，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称之为“莱茵老爹”。
　　莱茵河便利的水上交通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煤炭和钢铁业的飞速发展，莱茵河成了被掠夺和消耗的对象。沿岸国家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把莱茵河切分得四分五裂，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德国恩格斯纪念馆历史学家埃博哈德·易尔纳解释：“19世纪是工业化时代。他们只把大自然看作是提供无限生产资料的仓库，为人类提供生产场所，大自然是人类的附属品，确切地说是欧洲人的附属品。”
　　人与自然的对立成了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础，纺织业高速发展，城市迅速膨胀。流经恩格斯的故乡巴门的伍珀塔尔河夹带着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毫无节制地流进了莱茵河，而它只是莱茵河众多支流中的一支。到1920年代，莱茵河下游的渔民不断抱怨鱼肉的味道越来越差，原因是德国鲁尔工业区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苯酚。
　　20世纪中叶，莱茵河的污染还在加重。当时战后的欧洲一片废墟，发展工业成了头等大事。机器的轰鸣声早已淹没了渔民们的抱怨。在大规模的战后重建中，从瑞士巴塞尔到荷兰鹿特丹，莱茵河流域逐渐发展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经济命脉，以德国鲁尔工业区为代表的多个工业区沿河分布。大批能源、化工、冶炼企业向莱茵河索取工业用水，同时又将大量废水排进河里，重金属化合物、农药、碳氢化合物和有机氯化物等6万多种有害化学品导致莱茵河水质急剧恶化。莱茵河生态环境的破坏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代，生物物种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莱茵河入海口位于荷兰，其夹带着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流进荷兰的农田、花场。荷兰交通、公共事业和水资源管理部水管理司司长鲍博·戴克说：“污染严重影响了园艺业和蔬菜种植业，特别是在海牙和鹿特丹一带有很多温室。”污染的河水不仅使鲑鱼无法生存，人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
　　ICPR没能阻止鲑鱼在莱茵河彻底绝迹
　　荷兰在莱茵河污染中受害最重，鲍博·戴克说：“不与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就不会有干净的河水，因为莱茵河水绝大部分来自上游国家，所以我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来治理污染。”1950年7月11日，瑞士、法国、卢森堡、联邦德国和荷兰在瑞士巴塞尔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英文简称ICPR）。1976年欧盟也加入了该组织。沿岸各国带着各自莱茵河的一段，在ICPR的谈判桌上又把莱茵河重新拼在了一起。
　　莱茵河从此就能走上重生之路吗？答案远非那么简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人们再次选择了前者。从1950年到1970年，德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水管理司副司长弗里茨·侯兹沃斯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要优先考虑环保，人们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我个人觉得这种经济发展是用污染河流来支撑的，因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人们并没有把污染环境的成本计算在内。”
　　1958年，也就是ICPR成立8年之后，鲑鱼在莱茵河彻底绝迹了。
　　1960年代以后，莱茵河水质更加恶化。在德国，从美茵兹到科隆200公里长的河段，鱼类完全消失。科布伦茨附近的水中溶解氧几乎为零。河面上弥漫着苯酚的味道，更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莱茵河水都可以冲洗胶卷了。莱茵河从此被冠以“欧洲下水道”、“欧洲厕所”的恶名。莱茵河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河水毒性很高，只有在环境好一点的地方有三五种动物幸存下来。生物学正式宣布莱茵河死了。

两千年来，在成就了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昔日繁华之后，莱茵河死了，这是一桩浮士德式的交易。沿岸的人们还没来得及尽情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不得不先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看不到蓝天白云，喝不到甘甜的河水。在莱茵河流域内生活着5800万人，其中有2000万以莱茵河作为直接水源。此时，莱茵河的命运、鲑鱼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已经交织在了一起。
　　桑多兹污染事件催生“莱茵河行动计划”
　　德国的父亲河（莱茵河）与母亲河（摩泽尔河）在科布伦茨的德国之角汇合，ICPR秘书处就坐落于此。这座不显眼的小楼里没有忙碌景象，甚至有点冷清，在这里工作的只有12个人。12个人要让被称为“欧洲下水道”的莱茵河变清，12个人要改变沿岸2000万人的生活，绝非易事。
　　乔希姆·博雷博士是ICPR的德国代表，他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协调各州与地方政府或州之间的关系，以确保ICPR制定的措施和标准能够得到落实和执行。他说：“我们要面对上游和下游国家不同的观点，协调不同利益诉求。”
　　在生态运动背景下，西欧各成员国于1963年签署了《伯尔尼公约》，赋予ICPR更大的权力。1970年到1985年期间，各成员国实施了多个减少污水排放的项目，并投资兴建生活和工业污水处理厂。在ICPR的努力下，莱茵河水质逐渐改善。但是欧洲当时需要的是经济繁荣，对治理工作仍然缺乏足够的热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86年。
　　1986年11月1日临近午夜，瑞士桑多兹化学公司位于巴塞尔附近的仓库发生大火，1351吨的农用化学品起火爆炸。十几吨剧毒化学品随着消防灭火水直接流进了莱茵河。所有从莱茵河下游取水的水厂被迫关闭。沿岸各国之前投入的数百亿美元治污费用全部付诸东流。瑞士生物学家丹尼尔·库里评论说：“这是一场灾难，没有生物幸免于难，几乎所有生物都被毒死了。”
桑多兹污染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却为莱茵河最终“置之死地”而后生扫除了政治障碍，成为了治理莱茵河的关键转折点。在很短时间里，ICPR成员国就召开了三次以上部长级会议，并最终于1987年制定了“莱茵河行动计划”。它也标志着人类在治河观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人类放下征服者的姿态，首次把莱茵河全流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进行统一规划治理，考虑人类如何成为莱茵河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之和谐共存。
　　在“莱茵河行动计划”中，各国部长们还通过了一些很具挑战性的宏伟目标。例如：1985-1995年期间，有害物质的排放量降低50%；同时为了让人们直观感受到莱茵河治理的效果，他们提出作为莱茵河象征的鲑鱼到2000年重返莱茵河。这在当时看起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鲍博·戴克回忆道：“当定下了让鲑鱼在2000年重返莱茵河的目标之后，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疯了。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荷兰政府还是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目标来让人们行动起来。”
　　莱茵河水质迅速恢复的三个原因
　　要让鲑鱼重返莱茵河，首要任务是改善水质。ICPR只是一个协调机构，没有任何强制权力，但它获得了流域内5800万人的支持。社会舆论、健全的运行机制和各成员国的认真执行都保证了ICPR所制订的标准和规章制度能落到实处。秘书长本·卫特灵说：“法规的执行由各个国家来完成，比如在德国，这就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他们要组建相关部门来监督企业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规，他们也有处罚权。同时如果某个国家或企业违反了相关法律，欧盟也有处罚权。”
　　桑多兹事件也让人们把整治莱茵河的注意力从“末端治理”上转移到了预防工作上。莱茵河流域集中了欧洲近50%的化工产业，共有100多家化工企业。桑多兹事件一个月之后，巴斯夫起动了一项大型计划，在所有巴斯夫工厂和仓库采取了2400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公司进行用绿色沙袋盖住下水道井盖的演练，当有危险品泄漏时，这些沙袋就成了第一道防线。
莱茵河的流量只有长江的1/6，运力却是长江的6倍，是欧洲最繁忙的内陆水上通道。目前，沿岸各国在莱茵河流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监测预警系统，从瑞士到北海入口之间共设立了9个国际水质监测站，对短期和突发性污染事故进行预警。一旦有突发污染事故发生，由预警监测站、环保部门和水警组成的应急系统就会马上启动。
　　莱茵河威尔监测站实验室主任杨·玛扎什克说：“如果发生污染事件，我们首先会通知自来水厂和水警，以便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系统，保障水厂安全，然后我们会查找污染源。”位于莱茵河畔威尔城的这座国际监测站由瑞士和德国巴登-符滕堡州共同出资建立。在监测站，莱茵河水每六分钟就被抽样一次送到实验室，能够分析样本中的380种污染物。
　　要让鲑鱼在2000年前重返莱茵河，关键是控制和减少污染源。德国北威州鲁尔工业区在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痛苦的转型过程。2001年，埃森煤矿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堪称鲁尔区成功转型的标志。当年的厂房成了设计中心，车间成了大型剧场，昔日的矿工如今成了导游解说员。
1994年，ICPR提前实现了绝大多数减污目标。莱茵河水质很快得到了恢复，目前莱茵河的工业和生活废水处理率达到了97%，完全达到饮用水源标准。杨·玛扎什克说：“莱茵河现在很干净，干净得可以直接饮用，没有危险。”
　　瑞士巴塞尔州水资源与垃圾废物管理部主任曼弗雷德·伯乌布勒总结：“我认为莱茵河水质迅速恢复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好的法规，第二是严格执法，第三是完善的监督系统。”
　　莱茵河水变清了，鲑鱼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了。但不是在莱茵河出生的鲑鱼又怎么能回来呢？瑞士施泰因渔业协会每年都会人工放养鱼苗，这种作法在莱茵河流域全面展开。从1999年到2003年，莱茵河及其支流地区共有1100多万尾鲑鱼被放养。
　　鲑鱼的回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力需求增加，莱茵河沿岸各国纷纷加入了兴修水电站的热潮，直到1977年莱茵河上最后一座水电站——伊菲茨海姆水电站落成，莱茵河上已经矗立起了20多座水电站。高高耸立的水电站和水坝切断了鲑鱼的回游通道。
　　鲑鱼对于它出生水域的味道特别敏感，永不忘记。随着鲑鱼的成长，它沿莱茵河顺流而下，最后游入北海。在大海中生活三四年之后，成年鲑鱼会逆流而上，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位于上游的出生地产卵，繁殖后代。但是随着人类对莱茵河的干预，鲑鱼的回家之路变得更加坎坷激荡。
　　鲑鱼高高跃起，跳过水坝，曾经成了德国齐格河（莱茵河支流）的一景，鲑鱼们是迫不得已。斯文·沃尔葛慕特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鱼笼里的鱼放回齐格河上游。这也是让鲑鱼重返产卵地的重要一步。同时人们还在阻挡鲑鱼回游的水电站和水坝上修建鱼梯和鱼道，帮助鲑鱼等回游鱼类重返家园。这座德国和法国共同拥有的伊菲茨海姆水电站就耗时3年建造了欧洲最大的鱼道，总投入达900万欧元。
　　德国生物学家弗兰克·哈特曼博士解释：“水电站对莱茵河的危害很大，修建鱼梯可以减少一些影响。”一些水电站除了修建鱼梯之外，更是积极投入到莱茵河的诸多整治项目当中，帮助鲑鱼恢复栖息产卵地。
　　鲑鱼是恋家的。1994年人们在莱茵河支流齐格河第一次发现了自然繁殖的鲑鱼。当年发现鲑鱼的德国生物学家戴特莱夫·因根达尔博士回忆：“在次年春天，我们很高兴发现了鱼卵，这样我们就能确信鲑鱼在莱茵河绝迹、人们开始人工孵化之后，这里首次出现了自然繁殖的鲑鱼。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取得了成功。”
　　好消息接踵而至，1995年有鲑鱼沿莱茵河向上溯游700多公里到达了莱茵河上游的伊菲茨海姆大坝！2008年10月5日，有人在瑞士巴塞尔钓到了鲑鱼，这是自1958年鲑鱼在莱茵河绝迹以来，第一次出现在瑞士境内，但是从北海游到巴塞尔的1000公里路程却花费了鲑鱼半个世纪的时间。
　　德国北威州地表水监控中心主任、生物学家卡尔·克里斯特曼下了定论：“现在在莱茵河中大概有70种生物，比如这是贻贝，还有很多生物，可以说莱茵河又活了。”
经过40多年的治理，莱茵河水质清彻，鱼游鸟翔，成了世界上人与河流关系处理得最成功的河流之一。2002年，莱茵河从德国宾根到科布伦茨之间60公里左右的“莱茵河中游河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每年慕名来这里观光的游客多达1500多万。
鲑鱼回到了它曾经的家园。历尽劫难之后，莱茵河的故事让100年前恩格斯的警告在今天变得更有现实意义：“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莱茵河人语录
　　让孩子们知道只有一个地球，我认为这很重要。我们想告诉他们健康的自然环境对我们的健康也有好处。
　　——瑞士环境保护基金会总经理伊恩·卡拉顾宁斯说。每年都会有七八万瑞士小学生上环保课。
　　在巴塞尔，每个人都很清楚莱茵河必须是干净的，没有人可以随便往河里倾倒垃圾。保护莱茵河是政治上、发展工业上以及我们每个人的一种责任。我们只有一条莱茵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不要把不好的东西留给子孙和将来，这很重要。
　　——瑞士巴塞尔州经济部长拉尔夫·列文博士说。
　　在传统农业中，化肥要溶解到水中供农作物吸收，但庄稼不喜欢喝施了肥的水，她喜欢喝干净的水，但是你在水中加了化肥，庄稼就不得不喝化肥，这有点像是在注射。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不应该是注射，这应该是土壤与庄稼之间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交流。
　　——瑞士莱瑙生态农场负责人马丁·奥特说。他曾经组织过乐队，出过CD，如今在莱茵河边办起了不用农药和化肥的生态农场。这样的生态农场在瑞士已经占到了11%，在一些山区达到50%。
　　钓鱼需要耐心，性急的人是钓不了鱼的，但是我该做什么呢？没有鲑鱼，没有鲑鱼，没有鲑鱼。如果能钓到鲑鱼，那就太美妙了。
　　——出生在瑞士的莱茵河畔阿道夫·恩兹70多岁了，从小就喜欢钓鱼，特别是鲑鱼。2008年10月5日，有人在瑞士巴塞尔钓到了鲑鱼，这是鲑鱼自1958年在莱茵河绝迹以来，第一次出现在瑞士境内。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你看，第二天我们不得不在房中划船，这可能有点滑稽，因为你不得不在电灯周围划来划去，而本来这些灯是吊在天花板上的。
　　——德国科隆HAXENHAUS饭店前台的1993年洪水标示牌是猪肘屋老板威尔海姆·维切特的珍藏。这场洪水给科隆造成了7000万欧元的经济损失，沿岸国家的损失总额高达9亿美元。1998年，ICPR提出了“给河流以空间”的口号，恢复河道，增加洪泛区。
　　如果有大的洪水，河底的沉积物会再次浮起，并在冲积区重新沉积。被高度污染的物质即便颗粒很小，也能在洪水速度慢的地区沉积下来，土壤就会受到影响。地下水同样也会受到河里污染物质的影响。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水利工程学院伯恩哈德·威斯特里希教授说。上亿立方米的河底淤泥见证了莱茵河200多年的污染历史。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至少是在西欧，人们逐渐放下了自然征服的姿态，考虑如何与自然友好共存。桑多兹事件让人们认识到我们以前对待大自然并不好，我们必须改变态度，转变观念。
　　——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本·卫特灵说。
　　我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必须要避免。当你投资办厂的时候必须考虑环境风险，你会对空气、水和土壤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如果你不注意这些问题，长期来看你将为此付出更多。　——瑞士纽豪森市市长斯蒂芬·罗伊勒说。

    莱茵河畔取“治水”经   
  
 　　被称为“欧洲父亲河”的莱茵河，作为流经欧洲9国的主要饮用水源，曾在短短40年中经历了从“最浪漫的臭水沟”向如今清澈美丽的父亲河的转变。带着“取经”的心态，笔者沿着莱茵河流域走访了相关水域管理人士，得到了不少一手信息，在此与大家分享。

　　饮用水里的“企业责任”

　　在欧洲“取经”途中，遇到的第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情就是酒店房间里没有任何饮水机和开水壶。向导告诉我，欧洲的自来水是完全达到饮用标准的，“自来水”和“饮用水”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同一个概念。为了让我彻底信任欧洲的水龙头，欧洲朋友还当着我的面从院子里平时用来浇花的水龙头接了一大杯自来水大口地喝下去。尽管终于为欧洲的水质折服，但得知瑞士沙夫豪森饮用水厂的产品居然就是将地下水直接泵出即可，我还是大吃一惊。

　　“地下水是全民的重要资源和宝库，每个人都必须保护它。比如说瑞士联邦和每个州都有法律严格保护饮用水，规定泵站周围不许有工业、不许有汽车、不许有油站。”供应着瑞士诺伊豪森和沙夫豪森全部居民饮用水的水厂负责人Roger Brutsch告诉笔者，瑞士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中立国家，但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水厂连战争因素都考虑到了。“水泵站有非常严密的安保措施。水泵取上来的水，其在管道中是和空气完全隔绝的，也就是说，从水源一直到用户的水龙头，中间甭管多远，是完全密封的。此外，泵站还设有防爆破、防袭击、甚至应对战争爆发的严密保护装置。”

　　离开沙夫豪森的时候，我问Brutsch先生，这座供应着半个州饮用水的泵厂究竟有多少名工作人员。他说，包括他，4个。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笑了，反问我：“有这么清澈的水源，还需要很多人做很多事吗？”

　　在瑞士，保护饮用水源是全民共识，甚至包括年幼的孩子。在金融业十分发达的大都市苏黎世，非赢利组织瑞士环保管理教育基金会(PUSCH)的志愿者们这样引导孩子参与全民节水：“我们准备了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家庭对水的一些日常应用，比如洗澡、饮用、清洁、洗手间用水，学生们要找出哪个环节耗费最多的水，然后要提出节约水的方法。他们将自己的方法写在纸上，带回家里，这样每天都能看到，督促全家节约水资源。”环保管理教育基金会教师Cornelia Haefeli小姐告诉我们，结合了讲课、实验、讨论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孩子们都很喜欢。

　　莱茵河由瑞士流入德国，德国人自豪地称这条该国境内最长的河为“父亲河”，这是因为莱茵河对于欧洲大陆及其文化思想的孕育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在莱茵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康斯坦茨湖附近，Uberlingen市有着德国最大的饮用水厂BWV，说是饮用水厂，却并非瓶装饮用水，而是中国所说的自来水厂。看到各种贴有“BWV”标签的纯水、果汁、汽水等等，我问公司领导：“你们公司所有产品的水源都来自于康斯坦茨湖吗？包括果汁？”

　　几位BWV的高层大笑起来，他们说公司唯一的“产品”就是自来水，并不生产任何其他形式的饮用水，那些漂亮的玻璃瓶装的纯水就是他们生产的自来水；之所以这样包装，是为了展示他们的自来水完全纯净，可以达到瓶装纯水的干净度，请顾客放心饮用！

　　BWV实验室负责人Petri说，现在莱茵河以及康斯坦茨湖的水都干净到可以随时捧起饮用，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这里污染很严重。以前沿莱茵河没有污水处理机构，洗化产品以及一些农药化肥就这样流入莱茵河和康斯坦茨湖。到了1970年代末期，ICPR(莱茵河国际保护委员会)、AWBR(莱茵河-康斯坦茨湖饮用水工作协会)等组织在莱茵河沿岸建起了许多污水处理厂，90%的污水都能得到净化处理，之后才排入莱茵河。目前，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9%，也就是说几乎全部的污水都能得到净化处理。不过，Petri颇有些居安思危，“现在我们面临新的问题，新的污染，比如重金属、具有辐射的元素、化工厂的产品排放、金属化合物、旅行者携带的污染物等等”。

　　“维护莱茵河饮用水的安全更多时候要靠企业责任。”BWV总裁Mehlhorn先生说，“企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去重视环保——不仅仅是来自政府的，更多来自居民，所以他们能够很自觉地去维护环境，处理污水。”例如，德国著名的化工企业巴斯夫，必须要先接受政府检测，确认对环境没有影响才可以投产。如果任何企业的农药、化肥或化学元素对环境造成了污染，这些产品将必须撤出市场，做出整改。“企业都十分注重自身的环保形象，即使政府检测允许某一款农药投入使用，也并非万事大吉。比如去年，媒体发现有一家农药厂生产的农药对环境有危害，他们自己马上从市场撤下了所有的产品，因为他们的品牌形象受到了很大打击，连同该公司生产的医药等其它产品的销量都大大下滑了。”

　　从污水处理厂、水质监测站到水务警察局

　　沿着莱茵河行走，一路上每到一个中型城市就会见到一座污水处理厂。有的城市，尤其是化工企业密布的城市甚至超过一座。这些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产生的“成品水”，几乎已经和完全干净的纯水毫无二致，只有这样的水才可以排入莱茵河。污水处理厂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它的正常运作才能保持莱茵河的清澈如昔，因此，政府、企业和民众都要支付污水处理费用。

　　瑞士北部地区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专门净化处理巴塞尔地区化工企业所排放污水的化学污水处理厂Pro Rheno的负责人Heinz Fromelt先生说，事实上，化工企业已经抢在污水处理厂之前承担了大部分的污水处理义务，这可以使他们减负不少。“化工厂的责任是污水化工元素可分解率在85%以上，如果超标，企业就必须改变生产工序，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比如不通过污水管道排放污水，而是使用专用污水容器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直接放入处理器中。”

　　尽管有企业、污水处理厂的层层把关，莱茵河的水质仍不能令政府高枕无忧，沿河密布的水质监测站随时探查莱茵河水质。Weilam Rhein水质监测站坐落于瑞士、德国、法国三国交界处，属于瑞士管辖，却位于德国境内，是莱茵河保护国际合作的范例。

　　“巴塞尔有3个大的污水处理厂往河里面排水，法国有两条小河也在附近汇入莱茵河，水质比较混杂，所以在沿河两公里内设置有5个监测站。我们使用水管不间断地从5个不同的观测点上提取河水样本，这样就能监测到整体河水质量的变化。”水质监测站Jan Mazacek博士说。

　　这一河段的莱茵河水完全达到可以直接饮用的标准，这对一个流经6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巴塞尔)的河来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监测站的第一个标准是，每升水里面只准有不超过1毫克的有机物。这是24小时内水样本的平均值，每7分钟抽样一次。如果污染物的浓度乘以24小时的河水流量超过了300千克的污染物标准，监测站就会发出国际警报，通知各国莱茵河水质出了问题。一旦发出警报，下游就会做出相应的应急措施。平时，饮用水厂一般会将莱茵河水抽出来灌溉到地面，经过地表过滤，然后抽取地下水，收到警报之后他们会停止灌溉工作，避免污染地表和地下水源。

　　监测站的记录显示，2007年，有4.5吨的化学物泄漏到了莱茵河里。始作俑者的化工厂希望维护声誉，因此尽全力补救和吸取经验教训，防范意外再次发生。在莱茵河流域各个地区，对于污染者最大的惩罚就是将他们污染莱茵河的消息发给各个媒体进行报道。“污染者”这个负面的帽子比大额的罚款更加具有震慑作用。

　　如果污染依旧发生，莱茵河流域各国还有一道杀手锏——水务警察局。水质监控站列出清单，哪里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是什么成分，水警们就可以查出这些污染物是从哪些公司倾倒入河水的，并做出书面结论，判断这起污染事故是属于技术问题还是人为原因。这个时候，污染事故就正式移交司法程序了，法官会决定你应该赔钱还是得判刑。

　　唯一的权力是公众的荣誉感与耻辱感

　　提到莱茵河治理所创造的奇迹，或许和一个叫做ICPR(莱茵河国际保护委员会)的机构息息相关。ICPR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成员只有12个人，来自莱茵河流域各个国家，它没有权力强制任何国家做事，也没有固定收入，但它的运作丝丝入扣、井井有条，把一条国际河流治理得举世瞩目。

　　“唯一的权力是公众的荣誉感与耻辱感。”曾任ICPR主席，2008年起调任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司副司长的Fritz Holzwarlth博士用一句话概括。“我们没有武装组织，也没有人可以强迫一个国家、公司、个人去做某样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公众道德的体现。”

　　ICPR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欧洲的河流污染情况可以和现在的中国相比。德国着眼于战后经济重建工作，没有多少人关心污染情况。莱茵河流域关于水污染的讨论直到人们发现莱茵河水已经不可饮用时才开始。

　　1970年代初，莱茵河下游不得不关闭饮用水管道，因为水质过差，要想饮用必须使用活性炭净化处理(污水处理厂已经无能为力)。同时，由于沿河各国都依赖莱茵河水运，来往船只的污水直接排入莱茵河，加剧了污染程度。在ICPR的呼吁下，欧洲相关各国逐渐统一了意见，共投资超过1000亿欧元在城乡各地建设污水处理厂，以便将污染物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政府颁布了法例，严禁来往船只的污水直接排入莱茵河。这样，莱茵河水质才一步步好转。

　　上述这些整治措施，各国都会定期向ICPR委员会秘书长汇报进展。而在ICPR的档案中，瑞士发生的一起意外事故给了他们最多的启发。

　　莱茵河流域化工厂密度全欧洲最高，1986年，瑞士桑多斯化工厂没有做好防护措施，使得消防员使用的水直接排入了莱茵河，导致大量鳗鱼中毒死亡。一夜之间，河面布满了死鱼。从这个事情当中，欧洲人学习到污水处理仅仅是莱茵河治理的一个方面，污染控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86年之后，整个流域的化工行业都参与控制污染的计划。德国投入了10亿欧元来防止同样的悲剧在德国上演。各国都在沿河加强了警报系统，如果上游发生了意外，1个小时内就能作出反应。

　　“工业行业也对舆论很敏感，比如如果著名的巴斯夫化工厂没有协助治理污水，电视、广播、报纸都会报道这个消息并指责巴斯夫的不作为，这样的舆论压力会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比如壳牌集团采油钻井平台，原计划是投入北海而非莱茵河，但是壳牌没有遵守承诺，结果导致了公众的抵制，也就是说拒绝购买壳牌的汽油。”Fritz Holzwarlth博士说，这种“公共道德”成为了约束企业的最基本底线。

　　对于ICPR来说，最自豪的成就莫过于使得鲑鱼(三文鱼)重回莱茵河。上世纪70年代初，莱茵河是欧洲的臭水沟，当时只有15到18种鱼类。而如今莱茵河里已有60到62种鱼了，这和200多年前一样。为此，1987年，研究和治理莱茵河的人们还专门启动了一个有趣的项目——“三文鱼2000”，在2000年来到之前的1994年，他们真的如愿以偿地看到了久违的野生三文鱼。要知道，三文鱼的存活可是国际公认的判断水质优良的重要标尺。

　　新挑战：水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ICPR成立40多年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的理念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但ICPR德国秘书Anne Schulte-Wülwer-Leidig博士却未雨绸缪地宣称：随着全球变暖，今后莱茵河的洪水流量会越来越高，而现在莱茵河流域各国的泄洪区只占原先面积的15%，高达85%的泄洪区已经被改造成农田和工厂了，“要将这些土地重新变为泄洪区，需要购回这些土地，说服当地的人民，中间的工作很复杂”。

　　“我们计划减低10%的洪水峰值，计划在2020年前投入123亿欧元开展这项工作。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投入了45亿欧元。工作有进展，但还不够。”Anne博士颇为忧虑。虽然一定量的洪水可以为人类造福，如今莱茵河上的上百家水电站也会起到调节洪峰的作用，但显然，建设新的水电站会带来其它问题——水电站截断了河流的连续性，同时也妨碍了鱼类的回游；水电站的建成还导致很多自然湿地的消失，破坏了莱茵河流域的自然动态平衡。换句话说，增建传统的水电站似乎并非水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之路。

　　不过，在“防止全球变暖”成为更高一级的环保诉求时，高效率水电站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沙夫豪森水电站是瑞士最大的水电站，这里地势很特殊，距离著名的莱茵瀑布仅2公里，巨大的势能创造了利用水力发电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生产出来的水电对环境破坏相对较小，是货真价实的“绿色能源”。有报道说，瑞士目前遵循的清洁能源标准是全球公认门槛最高、要求最苛刻的。然而除了生产电能，这里居然还设有鱼栏，水电站每年甚至会专门雇用两个人，就负责垂钓，计算鱼的种类和数量。

　　“这些都是瑞士联邦政府制定的法规，我们必须维护环境、维护生态。莱茵河拥有最多鱼类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一天观测到3000条鱼。”沙夫豪森水电站负责人Herbert Bolli先生说。

　　“我们会把这种绿色的能源销售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并不是销售能源本身，而是经过认证的另一种价值——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买卖。每销售1公斤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额度，可以获得1分瑞士法郎。我们将这些节省下来的钱存入基金，用这些钱实现莱茵河段的环保工作。”Herbert Bolli先生说，“我想，这就是水能资源利用与河流保护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