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说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1992之前，美国对高于10亿次以上数量级的超级计算机输往中国严加控制，当然，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与美国穿一条裤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不会将此类产品输往中国。1992年1月19日，“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没过多久，美国就宣布克雷（Cray）公司可以向中国输出26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当然，我们的银河机无论从运算速度还是从材料、发热等其它指标来说，都要逊于克雷机。“银河—Ⅱ”当时的焊接全部用手工完成，就此一点，它的质量就可想而知。有心的朋友可能还能记得，大概是1992年夏季之后吧，CCTV-1新闻联播后面的天气预报片头用了“银河—Ⅱ”的一个短片，可没有过多久，这个短片就被撤了。原因何在？据说第一台“银河—Ⅱ”卖给了中国气象局，用作气象数据分析，但中国气象局没用多久就不用了。为什么？因为“银河—Ⅱ”不稳定，发热量大，预报不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气象局购买了Cray的超级计算机，比“银河—Ⅱ”要好用得多，“银河—Ⅱ”就闲置起来。取消“银河—Ⅱ”的片头是否是Cray公司的要求不得而知，“银河—Ⅱ”后来的销售情况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从纯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超级计算机需求的单位在对比了银河机和克雷机后，是肯定会购买后者的。从这个逻辑出发，由于克雷机的存在，“银河—Ⅱ”在中国的销售情况肯定不好。如果研制“银河—Ⅱ”的是中国仅有的一家自负盈亏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只有倒闭的命运。如果这家公司倒闭了，那么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技术就停滞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我是要说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我们中国现在大力提倡技术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技术进步引领经济发展。但如何进行技术创新？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种原因来，如改革科研体制、对技术人员以物质激励、政府加大创新投入等等。制度改革等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创新动力和源泉却是熙熙攘攘的市场需要。 马克思早就说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会比一百所大学更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各种商品和劳务都要市场化，因此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通过市场的供求来表现出来。马克思的真知灼见后来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罗默（Paul M. Romer）用数学模型来加以证明，就是所谓的内生技术进步（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罗默的理论建立在三个基石之上。一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二是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三是技术可以毫无代价的复制。说技术可以不费代价的复制并不是说中国可以毫无代价的拷贝美国的技术，而是美国公司可以几乎毫不费力的一次次使用新技术来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当然，美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是绝对不会向中国输出的，甚至中国连购买它的产品来研究一下的资格都没有，就象Cray的计算机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可持续发展经济，我们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我们要技术进步，我们的企业必须开拓市场。 这里还有一个创新的主体问题，也就是说，谁来创新？谁来引领技术进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主体可以划分为三个：个人、政府和企业。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像阿基米德跳进浴缸就想到浮力定理、牛顿苹果砸在头上就想到万有引力定理一样的创新机会不太多了，单单靠个的力量来已是难以取得重大科学技术突破，但也并不能否定个人的独立思考对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政府和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政府侧重于风险大、周期长、不能立即带来利益的基础研究，或者说科学研究；企业侧重于能够有给自己带来利益、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应用研究，或者说是技术研究。政府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企业是从战术方面来考虑问题。但二者有互动关系。政府基础研究的突破会给企业带来应用研究的前景，企业通过应用研究使产品占领国际市场，通过税收使政府有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基础研究。 但我们这里着重要说的是企业的应用研究，或者说企业如何能通过技术进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来提高竞争力。我们前面说了，市场激励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其实很简单，企业生产出产品来，只有把产品卖出去获取利润，它才有更多的资金投资于研发来生产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来赚取更多的利润。对于企业来说，市场是残酷的，套用ＮＢＡ季后赛的口号来说就是，要么胜利要么滚蛋（win or go home）。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资源在全球得到优化配置，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没错！但是，开放并不是完全开放，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开放的（包括放弃关税、人员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等等），香港好象是最开放的了。为什么不能完全开放（你可以叫做保守主义）？且不说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之事儿，我们只说关税的事儿 。举个例子，一个10岁小孩儿和一个20岁的小伙儿打架，双方都赤手空拳，一般情况下胜者肯定是20岁的小伙儿。如果没有关税保护（或叫关税壁垒），中国的企业与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竞争，就好像10岁小孩儿和一个20岁的小伙儿打架一样，一般情况下是会输的。因为我们的企业无论从技术还是管理上来说，都逊于发达国家，我们的企业的停止营业点要比发达国家的高。 据说在1998年和美国进行WTO谈判的时候，由于我们操之过急，让步很多，以致于我们的一些行业如汽车、超市等尚在弱小时就要失去关税壁垒的保护，就要面对强大的敌人。如果全国人民和企业都按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购买商品，那么中国的附加值高或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就要彻底沦陷了，中国就会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殖民地。看看所谓的苏州发展模式，所谓的外资高科技电子企业很多，但在整个产业链中，中国得到的只有5%的价值，其余95%的价值都被外资所获得。就好象是，二人合作制作了一个蛋糕，你分到了5%，人家得到了95%。长此以往，人家的消费水平永远比你高，人家永远富足，你永远贫穷。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中国的长期博弈结果。 我们怎么也能站在产业链的高端，多分享些蛋糕甚至大部分蛋糕？我们要进行技术创新，掌握高端技术。前面说了，企业技术进步来源于市场的激励。但是，在我国加入WTO，关税壁垒弱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弱小企业要开拓市场，怎么开拓？ 我们的企业在成长期就没有了制度壁垒的保护，但我们还有另外的保护方式。我们可以筑起精神壁垒来保护我们的企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实际行动来支持国货，多消费国货，少消费洋货。虽然这样我们可能在面对选择时，福利稍有损失，但等我们的企业强大起来后，我们损失的福利就会补偿回来。爱国就从支持国货做起吧！即使我们这代人损失了福利，但我们可以造福后代。以购买国货为荣，以崇洋媚外为耻！筑起精神壁垒，促进技术创新！ |
筑起精神壁垒，促进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