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邂逅是美丽的,前方的诱惑使得他们不由自己......
 
终于,一个依然向左,一个依然向右————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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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21 10:01:00
食家笔记

来自林清玄的<食家笔记>.

长板条上

  所有的日本料理店,靠近师傅料理台一定有一个用木板钉成的长板条,这板条旁边的椅子一般人不肯去坐,原因无他,只是不够气派。  在台湾,日本料理店生意最好的是在房间,其次是桌子,最后才是围着师傅的板条;在日本是反其道而行,最好的是板条边。
  吃日本料理,当然不得不相信日本人的方式。这个长板条之所以受人喜欢,是日本人去喝酒大部分是小酌而不是大宴,一个人坐在长板条边是最自在的。
  如果你要吃好东西,也只有在长板条上。因为坐在长板条边,马上就靠近师傅,日久熟识互相询问家常,师傅边谈话总会在他身边抓一些东西请你,像毛豆、黄瓜、酱萝卜、生芹菜、芝麻之属,有时候甚至挖一勺刚做好的鱼子给你,或者把切剩最好的一条鱼肚子推到面前,向你说:"傻必是啦!"
  坐长板条的客人通常不是寻常客人,都是嗜好生鱼的,那么师傅会告诉你,今天什么鱼好、什么鱼坏,并非他故意去买坏鱼,是鱼市场的鱼货,今日有些不甚高明,然后会说;"今天有一种好鱼,我切给您试试。"等你吃完满意了,他才切上算账的来,而你不要小看那一片试试的鱼片,料理店的一片好鱼,通常吃一口要一百元的。
  长板条是最能学吃日本料理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摆在面前,有许多选择的机会,如果坐在房间里的客人,吃一辈子日本料理,可能许多见都没有见过。
  长板条上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只要坐在长板条边,总不会吃得太坏,中国人说"见面三分情",大师傅就在面前,总不好意思弄一些差的东西给你。而且师傅无形中聊起日本料理的情形种种,自然就是在传法给客人了。最最重要的是,如果是熟客人,价钱总会算得便宜一些,因为在日本料理活中,每张桌子都由服务生开单,惟有在长板条上是"自由心证",全权由师傅掌握,熟人好说话,一定比房间里便宜得多。
  在日本一些专卖生鱼和寿司店的,有时没有桌子,只有板条四桌围绕,师傅们则站在里面服务,一个师傅平常就照顾五张椅子,有那相熟的客人往往不仅认店,还要认师傅,这时不仅手艺比高下,连亲切都要一比,因而店中气氛融洽,比其他日本料理店要吵闹得多。
  由于日本人生鱼生虾吃得厉害,所以卫生新鲜要格外讲究,听说要是在日本吃料理中了毒,可以向店里控告,赔偿起来大大的不得了,而坐在长板条上不但可以控告店里,连认得的师傅都可以告进官里去。因此师傅们无不戒慎恐惧,害怕丢了饭碗,消费者得以安心大啖其生猛海鲜。
  我过去不觉得日本料理有什么惊人之处,有一回和摄影家柯锡杰去吃日本料理,第一次坐在长板条上。老柯与师傅相熟,大显身手叫了许多平日不易吃到的东西,而且有大部分是赠送的,这时始知吃日式料理也有大学问,老柯说:"日本料理的师傅也是人,有荣誉心,如果遇到一位好的吃家,他很不得把自己的肚子都切下来给你下酒,谁还在乎那区区几个钱呢?"
  柯锡杰早年留学日本,吃日本菜是第一流的高手,但是他说:"不管吃什么菜,认识大师傅是必要条件,中国菜里也是一样的吧!菜里无非人情,大师傅吩咐一声,胜过千军万马。我早年在美国当厨子,自己发明一道烤鸡,名称就叫'柯氏鸡',与'麻婆豆腐'一样,以人名取胜,结果大家都爱吃这道菜,不一定是菜有什么高明,是他们认识了柯氏,在人情上,总要试试柯氏鸡的滋味吧!"
  这使我想起另一位吃家欧豪年。欧豪年每次在餐馆请客,一定提前半个小时前往,我觉得奇怪,不免问他,他说;"主要是先来挑鱼,同样的鱼只要大小不同就味道差很多,像青衣石斑之属,一斤左右的最好,太小的肉烂,太大的肉老。其次是先和师傅打个招呼,他就会特别留意,做出真正的好菜来。就说蒸鱼好了,火候最重要,要蒸到完全熟了可是还有一点点肉粘在骨头,那个节骨眼上,只有一秒钟的时间。"
  中国人吃饭挑师傅相熟的馆子,和日本人在长板条上挑师傅一样,是人情味的表现。我曾在一家日本料理店看一个日本人在长板条上,每吃一片生鱼就喝一杯清酒,一边和师傅聊天,最后竟然大醉高歌而归。那时我想:使他醉的不一定是清酒,说不定是那个师傅!

梁妹

  新加坡朋友何振亚颇有一点财富,待人热诚,我在新加坡旅行时住在他家。他最让人羡慕的不是他的有钱,而是他有个好厨子。
  何振亚的厨子是马来西亚籍的粤人,是个单身女郎。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年约三十余岁,等闲着不出她有什么好手艺,但她是那种天生会做菜的人。
  这粱妹不像一般仆人要做很多事,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做三餐。我住在何家,第一天早上起床,早餐是西式的,两个荷包蛋,两根香肠,一杯咖啡,一杯牛奶、果汁。奇的是她的做法是中式的,蛋煎两面,两面皆为蛋白包住,却透明如看见蛋黄--这才是中国式的"荷包蛋",不是西式的一面蛋--而那德国香肠是梁妹自灌的,有中西合壁的美味。
  正吃早餐的时候,何振亚说:"你不要小看了这鸡蛋,你看这鸡蛋接近完全的圆形,火候恰到好处,这不是技术问题。梁妹是个律已极严的厨师,她煎蛋的时候只要蛋有一点歪,就自己吃掉,不肯端上桌,一定要煎到正圆形,毫无暇疵才肯拿出来。我起初不能适应她的方式,现在久了反而欣赏她的态度,她简直不是厨子,是个艺术家嘛!"
  梁妹犹不仅此也,她家常做一道糖醋高丽菜,假如没有上好的镇江醋,她是拒绝做的,而且一粒高丽菜,叶子大部分切去丢掉,只留下靠菜梗部分又厚实又坚硬的部分,切成正方形(每一个方形一样大,两寸见方),炒出来的高丽菜透明有如白玉,嚼在口中清脆作响,真是从寻常菜肴中见出功夫,那么可想而知做大菜时她的用心。有一回何振亚请酒席,梁妹整整忙了一天,每道菜都好到让人嚼到舌头。
  其中一道叉烧,最令我记忆深刻,端上来时热腾腾的,外皮甚脆,嚼之作声,而内部却是细嫩无比。梁妹说:"你要测验广东馆子的师傅行不行,不必吃别的菜;叫一客叉烧来吃马上可以打分数,对广东人来说,叉烧是最基本的功夫。"
  梁妹来自马来西亚乡下,未受过什么教育,我和她聊天时忍不住问起她烹任的事,她说是自己有兴趣于做菜,觉得煎一粒好蛋也是令人快乐的事。
  "怎么样做到这样好?"
  "我想是这样的,一道做过的菜不要去重复它,第二次重新做同一道菜,我就想,怎么样改变一些佐料,或者改变一点方法,能使它吃起来不同于第一次,而且企图做得更好一点,到最后不就做得很好了吗?"
  我在何家住了一个星期,直觉得有个好厨子是人生一快,后来新加坡的事多已淡忘,惟独梁妹的菜印象至为深刻。我不禁想起以前的法国大臣 Talleyrand奉派到维也纳开会,路易十八问他最需要什么,他说:"祈皇上赐臣一御厨。"因为对法国人来说没有好的厨子,外交就免谈了。
  以前袁子才家的厨子王小余说:"作厨如作医,以吾一心诊百物之宜。"又说:"能大而不能小者,气粗也。能啬而不能华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华啬间也,能者一芹一菹皆珍怪,不能则黄雀鮓三温无益也。"真是精论,一个好厨子做的芹菜绝对胜过坏厨子做的熊掌。
  做一个好厨子的条件是怎样的呢?
  美国玄学大师华特(Alan Watts)说:"杀一只鸡而没有能力将之烹好,那只鸡是白死了。"
  法国人爱调戏人,他们常问的话是:"你会写文章,会画图作雕刻,你好像什么都有一手,且慢,你会烧菜吗?"呀哈!如果你只会写文章,不会烧菜,只能算是"作家",不能算是"艺术家"。骄傲的法国人眼中,如果你不会烧菜,最少也要具有好舌头,否则真是不足论了。
得过最高荣誉勋章的法国大厨波古氏(Bocuse)说过,"发现一款新菜,比发现一颗新星,对人类的幸福有更大的贡献。"诚不谬哉!

响螺火锅

  在纽约旅行的时候,有一天雕刻家钟庆煌在家里请吃火锅,约来了纽约的各路英雄好汉,有画家姚庆章、杨炽宏、司徒强、卓有瑞,摄影家柯锡杰,舞蹈家江青,作家张北海;
  那一天之所以值得一记,是因为钟庆煌准备了难得吃到的响螺火锅。响螺是电影中常见海盗用来吹号的那种螺,体型十分巨大,吃起来颇费事,故一般西方人很少食用,在纽约只有中国城有卖。
  钟庆煌说,他为了准备这响螺火锅已整整忙了一天,一早就走路到中国城挑选合适的响螺,由于响螺壳坚硬无比,必须用榔头敲开,敲开之后只取用其前半部(像吃蜗牛一样,前半部才是上品)。取下后切片也不易,因响螺肉韧,必须用又利又薄的牛排刀才能切成薄片,要切得很薄很薄,否则就不能吃火锅了。
  听钟庆煌这样一说,大家都颇为感动,而且听说一般馆子吃响螺不是用炒就是用炖的,用来吃火锅还是钟庆煌的发明。
  那一次吃响螺片火锅滋味难忘,因肉质鲜美,经滚水烫过有一股韧劲和脆劲,吃起来有点像新鲜的鲍鱼片,但比鲍鱼更有筋道,而且响螺肉有点透明感,真是人间美味。吃涮响螺片时我才发现,如果真有滋味,不一定要依赖厨子,然而火候仍是不可忽视的,透明的螺片下锅转白时即捞起,否则就太老了。
  回台北后,吃火锅时常想起雕刻家亲手拿榔头敲开的响螺火锅,可惜找不到响螺,后来在南门市场一家卖海鲜的摊子找到了响螺,体积比美国的小得多,要价一两十五元,摊贩说是澎湖的响螺,滋昧比美国的好,因为美国的长得太大了,肉质较硬。
  带一些回来试做,才发现不然,因美国响螺大,切片后吃火锅较适合,澎湖的嫌小了一些。后来我想了很久,用一个新的方法做,先炖鸡一只,得汤一碗,再用鸡汤煨响螺片约十分钟,味道鲜美无比。
  现在台北的馆子里也开始做响螺,尤其广东馆子最多,通常也是用鸡汤煨,再焖一些青菜进去,是正统的吃法;另有一法是将螺肉挖出剁碎,和一些碎肉虾泥再塞回螺壳中蒸熟,摆到盘子里非常壮观,可借风味尽失。这使我想到生猛的海鲜本身的味道已经各擅胜场,纯味最上,配味次之,像什么虾球、花枝丸、蚵卷、蟹饺等等都是等而下之了。
  画家席德进生前也是有名的吃家,他就从不吃虾球之属,理由之一是:谁知道那是什么做的。理由之二是:即使用虾也不会用好虾,好好的虾干嘛炸虾球?--真是妙见,把新鲜响螺剁碎了,简直是暴殓天物。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做汤的时候,用一个响螺同做,味道就完全不同。问题是,这时的响螺肉就不能吃了--这似乎是吃家的原则之一,你有一种东西只能选择一种吃法,不能又要喝汤又要吃肉。

荷叶的滋味

  在台北的四川馆子和江浙馆子里,常常有一道菜叫"荷叶排骨",荷叶排骨就是用荷叶包排骨到大锅里去蒸,通常要选肥瘦参半的肉排,因为太瘦了用荷叶蒸过会涩口,肥则不忌。
  用荷叶蒸排骨实在是大学问,也是大发明。由于火蒸之后,荷叶的香气穿进排骨,而排骨的油腻则被香气通了出来,两者有了巧妙的结合,是锡箔排骨远远不及的。广东馆子用荷叶包糯米团,糯米中可有各种变化,咸者可以包肉,甜的可以包芝麻或豆沙,不管做什么,都非常鲜美,真是把荷叶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使用荷叶也是大的学问,一家馆子的师傅告诉我,包荷叶只能取用质软的一部分,靠茎的部分则不能用。而且荷叶刚采时并不能用,易于断裂,须放置一日,叶已软而不失其青翠,放置过久的荷叶一下锅蒸出来就乌黑了。
荷叶在中国菜里使用并不广,记得台湾乡下有一种"荷叶粿",是用荷叶包粿,有咸甜各味,一打开荷香四溢。我幼年时代有一位三姑妈擅做这种荷叶粿,但姑妈去世后,我已多年未尝此味,只是一想起,荷叶仍然扑鼻而香。
  植物的叶子在中国菜中是配味,不论怎么配,确实可以改变味道,如同端午节使用的粽叶。在乡下,光是粽叶的价钱就有好多种,好的粽叶做出来的粽子就是不一样。嘉义以南,有许多人包粽子用大的竹叶,味道又不同了,它没有用粽叶浓香,格外带一点清气,和荷叶粿有点相似。
  台湾乡人节省,有的家庭把吃剩的粽叶洗净、晾干,第二年再来使用,这时包的虽是粽子,殊不知风味已经尽失了。这与台北一般大馆子做鸽松,小馆子做蒸饭,常使用到竹筒,但那竹筒一用再用,早就毫无滋味,那么,用竹筒和用别的容器又有何不同呢?
  台北苏杭馆子里,信义路有一家的包子做得有名,包子倒无特殊之处,只是它蒸的时候笼子里铺了干草,这一出笼就完全不同了,和荷叶排骨一样,它把包子的油蒸了出来,却又表现了包子的精华。唯一遗憾的是,那些干草并不是用一次就算,失去了发明时的原意。
  中国菜里讲究的火功,到细微处,菜肴身边的配置十分重要,荷叶是其明显的一端。古时不用瓦斯,光是木炭都有讲究,喝茶时用松枝烹茶,松树之香气会穿壶入水,称之为"松枝茶"。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常用蔗叶煮饭烧茶,做出来的饭,泡出来的茶都有甜气,始知小如叶片,也有大的用途。
  荷叶的滋味甚好,使人想起中国菜实是中国文化的表现,荷叶固可以入诗入画,同时也能入菜,入菜非但不会使荷叶俗去,反而提高了一道菜的境界,只是想到荷叶难求,心中未免怏怏。
  在乡下,使用荷叶原不是有特别的妙见,而是就地取材。记得我的姑妈当年包"荷叶粿"时,并非四时均有荷叶可用,有时也取芋叶或香蕉叶代之,那时每次使用别的叶子,姑妈总爱感叹:"这芋叶、香蕉叶蒸的粿,怎么吃总是比不上荷叶,少了那一点香气。"
  如今想起来,只是习惯造成的感觉,芋叶有芋叶的好,蕉叶也有蕉叶之香,我倒是觉得说不定连梧桐叶都可以做排骨呢!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度一带,人民就擅于使用树叶。路边小摊常有各种树叶包着的东西,卖的时候放在火上一烤即成。我在当地旅行时,爱在路边吃这些东西,发现不只是肉,连鱼都包在叶子里烤。这样烤的好处是水分保留在;叶子里,不失去原味,而且不会把东西烤坏。
  中国菜使用叶子,通常用的是蒸,适于大馆子。说不定还可以发展烤的空间,让升斗小民也能尝到荷叶的滋味!

张东官与麦当劳

  近读《紫禁城秘谭》,里面写到清朝最好吃的皇帝是乾隆,而乾隆最爱吃的是江苏菜,万寿节及其他节日常开"苏宴"。当时御厨里的苏州厨役有张东官、赵玉贵、吴进朝诸人。他常吃的菜有"燕窝黄焖鸭子炖面筋"、"燕窝红白鸭子筋炖豆腐"、"冬笋大炒鸡炖面筋"、"燕窝秋梨鸭子热锅"、"大杂烩","葱椒羊肉"等等。
  但是,到了张东官出现以后,其他苏州厨子则黯然失色,张东官可以说是清朝风头最健的人物。
  当时乾隆皇上到处巡狩,各地大臣为了讨好皇上,到处去访寻庖厨名手,张东官就是长芦盐政西宁出重金礼聘自苏州。乾隆三十六年二月,皇帝出巡山东,西宁进张东宫进菜四品,其中有一品是"冬笋炒鸡",很合皇帝口味,吃完以后,皇帝赏给张东官一两重的银锞两个,此后,皇帝每吃一次张东宫的菜就赏银二两,一直到三月底回京。
  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再次出巡盛京,传张东官随营做厨。七月二十二日张东官做了一品"猪肉(石宿)砂馅煎馄饨",晚上又做"鸡丝肉丝油煸白菜"一品、"燕窝肥鸡丝"一品、"猪肉馅煎黏团"一品,极为称旨,吃完后,皇帝赏银二两。
  不久之后,张东宫时常做菜进旨,如"豆豉炒豆腐"、"糖醋樱桃肉",又做"苏造肉、苏造鸡、苏造肘子"。这段期间,皇帝时常赏赐,记载上赏过"熏貂帽沿一副"、"小卷缎匹"、"大卷五丝缎一匹",可见皇帝对一个好厨子的礼遇。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张东官正式入宫当御厨,官居七品,更得皇帝的宠爱。《紫禁城秘谭》写到张东宫的最后一段是: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晚膳,张东官做'燕窝脍五香鸭子热锅'一品、'燕窝肥鸡雏野鸡热锅'一品,尤称旨,屈指初承思眷,至是匆匆十二年矣!"
  张东官大概是清朝最后一位最有名的厨子,从皇帝对他的赏赐,别人对他的敬爱有加,可以知道一名好厨是多么难求。好厨子就如同艺术家,原不必来自宫廷,民间也自有奇葩。我看了张东宫十分传奇的历程,以及他做给乾隆吃的一些菜名,直觉得上好的烹调是一菜难求。
就说一道"豆豉炒豆腐","不知用何种配料,就膳档规之,帝殊嗜爱。"豆豉和豆腐都是民间之物,任何乡下村妇都能做这道菜,可是张东宜的火候却可以惊动皇上,一定是厨之外还有艺。
  "厨之外有艺"是中国菜的传统,不但要在味道上讲究,在颜色上讲究,甚至在名字上也都别出心裁,犹如新诗创作。看到好的名字、好的味道、好的颜色,忍不住会从人的喉头伸出一只手来。
  说到厨子,有一回叙香园的老板请吃饭,把他们馆子里大部分的菜全端出来,一共二十四道,品品都是好菜,叫人吃了仰天长啸,我问杨先生:"你们馆子里有多少名菜呢?"
  "大致就是你吃的这些了。一个饭店里只要有二十道菜就是不得了的,要知道一般小馆只要有一道招牌好菜也就不容易了。"
  然后我们谈到厨子,杨先生觉得好的厨子是天才人物,不是训练可以得致,因为好厨子的徒弟总是不少,但成大厨的永远是少数中的少数,没有一点天生的根器是不成的。厨艺又和艺术相通,所以一般艺术家自己都能发明出几道好菜来。
  我问到一个俗气的问题:"那么一个好厨于目前的薪水多少呢?"杨先生说那得要看他的号召力,像叙香园的大厨,一个月的薪水是三十万新台币,比起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毫不逊色。
  我想到三十万台币是十几两黄金,那么现代大厨的待遇恐怕远超过乾隆皇的御厨张东宫了。可是一个名厨足以决定一家饭店的成败,三十万也实在是合理的待遇。你看台北的馆子何止千百,能打出大师傅招牌的却没有几个。
  看完《紫禁城秘谭》,我到台大附近去买书,发现台大侧门对面也开了一家麦当劳,门口大排长龙,心中真是无限感叹,中国这样优秀的饮食传统恐怕有一天要被机器完全取代了。将来如果我们要找名厨,真只有到典籍去找了。
  我们当然不必一定吃张东宫的好菜,但是,能把豆豉炒豆腐做好的厨子,现在还剩几个呢?

吃客素描

  我有一个朋友陈瑞献,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有名的艺术家,同时是有名的吃家。他以前在《南洋商报》上写吃的专栏,十分叫座,对吃东西之讲究罕有其匹。
  瑞献和现在台湾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戴文治是黄金拍档,两人时常一起到世界各国去大吃,事后互相研究讨论。在吃这一方面,配合得像他们这样好的也很少见。
  说到他们两人的相识也是奇遇,戴文治到台湾以前是法国驻新加坡的大使,陈瑞献正好是新加坡法国大使馆的秘书,本是主属关系,由于两人都好吃并且酷爱艺术,竟成好友,交相莫逆,以兄弟相待。
  这两个吃家好吃到什么程度呢?陈瑞献常说:"人生有四件大事,除了吃以外,其他三件我已忘记。"他们是那种有了好吃的东西可以丢掉其他三件的人。瑞献每天除了吃好吃的东西,生活几乎是邋遢的,衣着方面,他虽在大使馆上班,终年穿着短裤、拖鞋到办公室,由于他名气太大,久之大家也习以为常。在住的方面,他住的地方对面就是新加坡有名的绿灯户,是黑社会争取的地盘,虽是两层洋楼,家中堆满零乱的字画,找个能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在行的方面,他开着大使馆所有的一部福特跑车,车龄已有六七年历史,他开到哪里停到哪里,由于挂着使馆牌,即使在管理严格的新加坡也享有特权,他那部车是新加坡少数有名的"大牌"之一,车子够老,牌子够硬。
  瑞献书画、文章、金石都是绝活,除了这些,对他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吃了。
  有一年,瑞献因公来台北,我说是不是可以看看他的行程,他把纸拿出来,里面几乎没有行程,只写了三餐用餐的地点和吃些什么菜。
  "这就是你的行程吗?"我说。
  "是呀!有什么比吃更重要呢?"
  他说出外游山玩水固好,但对他们这种经常世界各处跑的人已没有什么意义,吃吃好东西才是最实在的。我看他的"行程表"(就是吃程表)中有一天中午空白,表示我要做东。那时我正想去法国,在办理赴法签证,大权在戴文治手中,便约戴文治一同前往。
  当时在戴文治家中,瑞献指着戴文治对我说:"你请他吃饭可要当心,要是吃到什么难吃的菜,你的法国签证就泡汤了,假如吃到好莱,说不定给你一张法国护照。"
  三人哈哈大笑,戴文治补充说明:"我的权力没有那么大,最长只能给你签六个月。"
  "当然,如果不给你签,你这辈子别想去法国了。"瑞献爱开玩笑,"完全就看你怎么安排了。"
  兹事体大,当下三人摊开吃的地图(戴文治家中有一本专门记载台北馆子的书籍,有图表)研究,我从罗斯福路、和平东路、信义路、仁爱路、忠孝东路一路问下来,大部分有名的馆子他们都吃过了,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台北爱吃的人虽多,吃得这么全的也算少见。
  后来我卖了一个关子,说:"这样好了,明日午时就在法国文化中心集合,我带你们去吃,但先不说吃的地点和吃些什么。"两人相视一笑,点头答应。
  第二天,我带他们到仁爱路的"吃客"去吃。果然他们没有吃过,大为惊奇,台北居然有他们没吃过的馆子。我叫了一些普通的菜,记得是卤猪脚、风鸡、醉虾、干丝牛肉、吃客鲳鱼、炒年糕、黄鱼羹、香菇鸭舌汤,每出来一道菜都叫他们舌头打结;事实并不是菜烧得多了不起,只是吃客的猪脚、风鸡、醉虾对初尝的人确是异味,而黄鱼羹之鲜美,香菇鸭舌场以五十只鸭舌做成,都是富有舌头震撼力的。
  吃完后叫了一客豆沙锅饼,一客芝麻糊,吃得两位名吃客啧啧称奇。
  结束之后,我问戴文治:"味道如何?"
  "六个月,六个月。"戴忙着说,意即我的法国签证,他可以给我签最长的时间。
  "这样棒的一顿饭才值六个月吗?"瑞献打趣说,我们不禁拍案大笑。
  这时我才透露了为什么选"吃客"的原因,因为在戴文治的"秘籍"中并没有"吃客"的记载,胜算很大。我们四人(还有我的妻子小銮)谈到,选择馆子事实上没有叫菜重要,因为每一个馆子的师傅总有一两道"招牌好菜",有时一家馆子就靠一道菜撑着,如果去吃馆子不知道叫菜如同盲人骑马,只知有马,不知马瞎,真是太可怕了。
  好菜的功能之大甚至影响到法国签证呢!可不慎哉!
  后来我与妻子到新加坡,瑞献一来就为我们开了一张食单,每天让我们早、午餐自便,晚餐如果没有特别应酬,则听他安排;他找到的菜馆不论大小,菜都是第一流的,即使是路边小摊吃海鲜,他也都能找到又新鲜又好吃的地方--这真是食家本色,好的食家是不摆排场、不充阔佬的,一万块吃到好菜不是本事,一千块吃到好菜才是本事;能吃海鲜不是本事,要便宜吃到好海鲜才是本事;知道名菜名厨不是本事,连街边小摊都了然于胸才是本事。

  有瑞献带路去吃,差一些把我的舌头忘在新加坡。
  最遗憾的是,瑞献为我安排了一餐俄国菜、一餐印度菜,由于那两天都有朋友的应酬,因而分别在江浙馆和广东茶楼吃饭,至今引为憾事。瑞献表现在吃的兴趣是令人吃惊的,他不但餐餐陪我们吃,毫无倦容,而且吃得比我们还有味。有一回吃潮州莱,我看他吃得趣味盎然,忍不住问他;"你吃过这么多次,还觉好吃吗?"
  他正色道:"好的菜就是你吃几十次也不会腻的,就像一幅好的画挂在家中三五年,你何尝厌倦?"
  他继续说:"吃好菜的时候总要把心情回到最初,好像是第一次品尝,让味蕾含苞待放;这就像和情人接吻,如果真爱那情人,不管接多少次吻都有不同的滋味。真正的吃家对待食物要像对待情人。"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戴文治在法国吃鸡肉,戴文治在一食三叹之后求见厨师。当那顶白高帽在厨房门口出现,戴文治自动站起来,先向厨师致敬,再与他交谈。他说;"事后,戴文治对我说,他敬爱厨师,一如敬爱情人;对于那些失去做爱能力的人,佳肴是最好的补偿。"
瑞献常说:"不惜工本以快朵颐是食家本色。"又说:"让蠢人错把你当白痴者,是一流食家的逸乐。"又说:"品昧如品画,厨者所以是画人。"他为了吃,有时甚至是疯狂的。
  举例来说,一九八一年大陆出来一个"锦江华筵访问团",整个锦江师傅坐专机到新加坡,包括锅铲、碗筷、重要材料全是专机空运。锦江师傅在玻璃内做菜,吃客可以在外面观察他们的做法、刀功等等,从切菜、炒煮,到端盘出来一目了然。在新加坡来说,是难得的机会。
然而一桌菜叫价一万坡币(合二十万台币),瑞献兴起了吃的念头,他的妻子小菲极力反对,因为一万玻币不是小数目。后来瑞献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邀集十位朋友,一人出一千坡币(合两万台币),一起去吃锦江华筵,分摊起来负担就小了。
  小菲仍不赞成,觉得花一千坡币吃一餐也不可思议,但瑞献对她说:"你让我去吃这一餐,你只是心痛一阵子,如果你不让我去吃这一餐,我会遗憾一辈子。"他们伉俪情深,小菲只好节省用度,让他好好地吃了一餐。事后他告诉我:"真是值回票价!"小菲则对我说:"幸好给他去吃,否则真会怨我一辈子,他吃了那顿饭,回来整整说了一个月。"
  我和瑞献已有三年未见,但每次吃到好菜总不自觉想起他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莫不饮食,豪侈暴发之辈奇多,一掷万金者也所在多有,但鲜有能知味之人,知味是多么不易呀!
  我们的通信开头总是:"最近在XX路发现XX馆子,拿手好菜是…,味道…"结尾则是:"几时来这里,一起去大吃一顿吧!"
  知味不易,人生得知味之知己,是多么难呀!

posted @ 2006/5/21 10:01:00 wzhe 阅读全文 | 回复(0) | 引用通告 | 编辑 | 收藏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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