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ook.douban.com/review/2955080/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先秦诸子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但大多是坐而论道的布衣之士，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如孔子长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却无功而返，直到56岁时才当上鲁国的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惜为时仅3个月，根本不可能积累丰富的从政经验。荀子也只当过一次地方小官，没有全面治国从政的实践。孟子曾经向齐宣王、梁惠王反复宣传自己的治国理论，却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受欢迎。至于韩非子、墨子等等更是远离庙堂。由于他们没有从政的实践，当然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更无法检验自己学说的正确与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惋惜。
　　在先秦诸子中，管仲和商鞅大概要算是例外了。他们二人不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有可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实践自己的理论。实践的结果，也大获成功，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正确。若细分一下，商鞅虽然在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中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管仲在位的时间更是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丰富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这在先秦诸子中也可说是独一无二了。
　　 从前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依笔者之见，一部《管子》倒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者重要而有益的参考。著名史学家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指出：“《管子》八十六篇，今亡者才十篇，在先秦诸子，裒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多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它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腾新才、腾荣则认为《管子》一书“先秦诸子之博大精深，无出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也。”
　　 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分清各项政务的主次及先后顺序。我们先来看一段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对话。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可见，管仲的治国方略可大致归纳为“安民——精兵——致富——争霸”，各项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管仲在《君臣下》中综述了君道、臣道及人臣之间的关系：智者依靠众人的力量出来禁止强暴，暴人就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端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智者当作导师。因此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道理在人民心里确立了，人民也就归于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了。上下有了安排，民生有了根基，国家的都城也建立起来了。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可以成为君主。
　　 要想做到安民，首先必须满足老百姓的“生理需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要老百姓吃饱、穿暖了，便自然会开始注重“四维”（礼、义、廉、耻）。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蔽过错；有了耻，就不会屈从坏人。人们不超越规范，君主的地位就稳定；人们不妄自求进，也就没有巧谋欺诈的活动；不掩饰过错，行为自然就会端正；不屈从坏人，邪恶之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么，如何才能让“四维”得到贯彻和发扬呢？管仲提出了制止奢侈、敬奉宗庙、赏罚有度、恩威并施，以及注重天时地利等几大原则。能让人民得到安乐，人民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能让人民富贵，人民就可以为我承受贫贱；能使人民得到安定，人民就可以为我承受危难；能使人民得到生育繁殖，人民就可以为我承受灭绝后代的牺牲。“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是为政的法宝。安民，并不等同于爱民。管仲以《牧民》为题，说明在以“智者”（君）、“贤人”（臣）为代表的牧羊人眼中，老百姓只是为“争霸”这一终极目标而服务的羊群。羊群的数量和质量反映出牧羊人的智慧与实力。羊群壮大了，便可霸占他人的牧场；牧羊人饿了，便从羊群中随意抓来一只宰杀充饥。而牧羊人指挥羊群的口令，便是“四维”。由管仲首倡，并为儒家所推广的“礼、义、廉、耻”，本就是君臣愚民的利器。
　　 精兵方面，管仲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子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管仲乃“商人”出身，因此《管子》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经济问题，所论范围也十分广阔，诸如对外贸易、宏观调控、价格、市场、货币、垄断等等，几乎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包揽无遗。可以说，《管子》是一部古代的经济学全书。
　　 《管子》的赋税制度——在管子看来，国家赋税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管子认为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国家应该征收什么赋税用以充实府库财力，并满足国家机器的各项开支呢？管子认为，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管子》对于货币这个杠杆，主要是利用它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于是便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见《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见《山至数》）。
　　 以《轻重丁》为例。是年，齐国西部因涝成灾发生饥荒，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这时，国家就可以大量收储齐东之谷，散售于齐西之民。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谷价必上扬，这样，就可以解决谷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谷物售卖，使“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但是，在谷贱伤农时，仅靠国家收储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下令给士大夫和富_商，让他们也按规定的数量收储，“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_商蓄贾藏五十钟”，这样的大量收储，谷价才能上扬。因有如此大量的收储之举，市场上货币必然不足，而这时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新的铸币来解决。发行渠道不仅通过国家收购，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士大夫发放货币俸禄等形式使钱币流通出去。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商品与货币的供应量发生上下调整，“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谷价上扬就已成定局了。这时，“国谷什倍，数也。”对这种用货币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做法，管子在《国蓄》篇中概括得十分清楚：“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除了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的相权之数外，国家还可以利用信贷这种经济杠杆，来平抑物价、调节余缺，抑制奸商和高利贷者的高额暴利，借以扶助民众生产经营，且可将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利润，一部分收归国有，一部分让给民众。其具体措施有：在春耕农忙时对农民发放生产资金贷款和预付收购订金，即所谓“无食者予以陈，无种者贷以新”，或者将一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租借给农民使用，秋后农民付一定利息归还原物。
　　 《管子》亦善于经营国际间贸易。重要的方法是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在各种相关物资的比价不断变化趋势中，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如果国家需用某种物资鼓励进口时，就要在“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的物价变化中，采取与之相背的措施，实行“天下下我独高”的价格，这样，这种物资便会归之如流水一般输进国内。反过来，对于需要鼓励出口的物资，例如鱼、盐、器械等，则在适当的机会采取“天下高我独下”的价格政策，这样，齐国的盐便可远销到“梁、赵、宋、卫濮阳之地”。
　　 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仅有助于“致富”，还能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法宝。《轻重》中讲了许多“经济战”的故事，而用纺织品贸易战降服鲁、梁的案例尤为精彩。据《轻重戊》载，鲁梁之民俗为绨，为鼓励其织绨，齐国大量以绨为原料做衣服，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结果绨价大涨，鲁、梁之民纷纷弃农织绨，齐国则大力发展农业。过了一年多，鲁、梁之民全部转向产绨时，齐国当机立断，齐桓公带领百姓不再穿绨做的衣服，既不用鲁、梁之绨，也不卖给其五谷，且闭关不与之通使。齐国内实行粮食大减价，鲁、梁之民在短期内生产不出粮食，无谷可食，只好大量投奔齐国，鲁、梁的国君也都请求归顺齐国。
　　 为了取得齐国所奇缺的各种稀缺物资，有时还可以积敛黄金以作为购买手段。这样，不论多么遥远的货物皆可购得来。桓公问管子曰：“吾闻阳山之马，具驾千乘”，怎么可得呢？管子知道需要四万黄金才换得，而齐国又不是产金的国，管子便建议国内所有征集不用钱币皆改用金，且言金价，可以以一顶四。此外，还对亟缺盐的梁、赵、宋、卫之国，因其“国无盐则肿”，特别是正在争战的“守国之国，用盐独甚”，对于他们都要求用黄金来购买盐，这样就很快积得四万金，于是就换得大量马匹（见《揆变》）。管子说：“积得了黄金，不仅可以购买马匹，甚至连远在七八千里之外的禺山的白璧、朝鲜的虎豹之皮、吴越的珍珠、昆仑的玉石，皆可招致而来。管子最后尖锐地指出：故为国者，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
　　 《管子》的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理论依据，概括起来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他在《禁藏》篇中说得很清楚：“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管子》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或者说是经济指导思想，就是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生产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物价变化、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的情况。他在《乘马》中明确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因此，他把市场看得非常重要：“无市则民乏”（见《乘马》）；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
　　 为了使国力能尽快得到提升，管仲甚至创办了“国家大妓院”，招收没有职业的女子到那里为人提供有偿性服务，国家从营业收入中收取税金。正是因为这一“壮举”，后人普遍认为管仲乃好色之徒、不尊礼法。笔者在读完《管子》之后，觉得这一评判有失偏颇。首先，春秋时期，民风开放，男女奔走不尽。有诗为证：淫风郑卫只寻常，更有齐风不可当。管仲拜相时，国家才刚刚走出一代淫王齐襄公的阴影，正所谓上行下效，要想彻底消除淫乱之风，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既如此，那干脆就由国家出面主持，并从中分一杯羹吧。此外，《管子》中有许多“禁淫”的言论，甚至鼓励齐桓公做好榜样。至于“好色不害霸”的观点，那纯粹是情势所迫：管仲刚拜相不久，立足未稳，他正想借桓公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果此时给小白当头一棒，那么他在齐国的前途就很难说了。这是管仲外圆内方的聪明表现，不似岳飞那样犯颜直谏，最终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同样，管仲在上任之初，不敢当面阻止桓公对鲁国发动战争，齐国因此才有长勺之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