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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世界经济转型挑战 中国央行已意识风险
随着2013年临近结束(注：索罗斯撰文是在2013年底)，世界大部分最有影响力经济体重振增长的努力正造福整个世界(欧元区不在此列)。所有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问题都存在与之对应的政治特征。 在经历为期25年的经济停滞后，日本试图通过规模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QE)来振兴经济。这是一场风险很高的试验：更快速的增长可能推高利率，导致偿债成本难以持续。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宁可冒险，也不愿宣判日本将慢慢衰亡。此外，从公众的热情支持判断，普通日本人也愿意这样干。 与此同时，欧盟正走向日本竭力要摆脱的经济长期停滞。这种趋势有很高的风险：各成员国可能熬过“失去的十年”甚至更长期的失落，但欧盟是不完善的国家联盟，可能很容易就被如此的失落摧毁。 以德国马克为模板设计的欧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欧元区国家仅创建了一家共同的央行却没有公共的财政部，这意味着政府债务以一种任何成员国都不能控制的货币来标价，这导致这些债务容易出现违约风险。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多个欧元区成员国均债台高筑，风险溢价导致欧元区永久性地分裂为债权国与债务国。 这种缺陷本可能通过发行欧元债券取代各国债券来加以克服。但遗憾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已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这表明德国对欧洲正在进行中的一体化进程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两德统一之前，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而现在，在承受两德统一的代价后，德国纳税人决定不给欧洲债务国提供资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默克尔曾坚持每个成员国都应管好自己的金融机构，政府债务应全额偿还。但德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在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所犯下的悲惨错误。当时的法国总理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坚持向战败国德国索要赔款，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现在默克尔的政策正给予欧洲其他地方极端主义运动兴起的机会。 目前欧元的管理机制还会维持下去，因为德国总会投入最低限度的力量来保住这种单一货币，还因为市场和欧洲当局会惩罚任何挑战这些机制的成员国。无论如何，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欧洲财政当局已认识到，紧缩会适得其反，已经不再对成员国施加进一步的财政管制。这给予了债务国一些喘息空间，即便没有任何的增长前景，金融市场也已经稳定下来。 未来的危机将源于政治。实际上，这一点已相当明显，因为欧盟已变得过分关注内部事务，不能对外部威胁作出足够反应，比如他们在叙利亚或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但欧洲的前景远谈不上毫无希望，俄罗斯的威胁重燃可能逆转欧盟当前这种倾向于解体的主导趋势。 总的来看，这场危机已经让欧盟的形象大变，不再是激发热烈向往的“梦幻之物”。原本各平等国家为共同利益而甘愿牺牲部分主权自愿结盟，共同利益也是一个公开社会原则的体现，而现在联盟因为欧元区危机沦为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关系，不再自愿也不再平等。实际上，欧元还可能将欧盟集体摧毁。 与欧洲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经济体。页岩能源已从整体上赋予美国制造业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石化行业的受益尤为明显。美国银行业和家庭的去杠杆已取得一些进展。QE推升了资产价值，房地产市场已好转，建筑业失业率在下降。自动减支产生的财政拖累也行将消失。 更出人意料的是，美国的政治对立显露逆转迹象。两党体制已不偏倚地正常运转200多年，因为两党都不得不在大选中争取中间力量。随着共和党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联盟攻陷，后来又加上新保守主义势力推波助澜，这导致共和党转向了极右立场。民主党也尽力赶上形势变化来争取中间力量，两党相当于合谋在国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激进人士所主导的党派初选取得了比大选更重要的地位。 这样就促成了美国政界的极化。最终，共和党内的茶党势力弄巧成拙。不久前联邦政府关门导致的惨败之后，共和党建制中的剩余势力已开始卷土重来，这应该会推动两党系统复兴。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不确定不是欧元，而是中国未来的走向。支撑中国过往迅速发展的增长模式已失去动力。这种模式依赖于家庭领域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以驱动出口和投资增长。因此，中国家庭部分在GDP中比重已缩减到35%，家庭的被迫储蓄再也无法为现有的增长模式提供充足资金。这已导致多种形式的债务融资呈指数级增长。 中国的金融状况与2008年危机前美国的主导性金融状况存在一些可怕的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也有明显不同。在美国，金融市场通常会左右政治，而在中国，国家拥有银行和大部分的经济力量，党控制着国有企业。 中国中央银行已意识到这些风险，从2012年就开始行动控制债务增长。但是，一旦债务增长的放缓开始对经济构成实质损害，执政党将确保其最高利益。2013年7月，中国领导层下令钢铁企业重启熔炉恢复生产，命令央行放松信贷。中国经济迅速转向。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深远的改革目标。这些进展是近来全球前景好转的主要原因。 与结构改革相比，中国领导层更看重经济的增长，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结构改革一旦与财政紧缩结合进行，将导致经济陷入通缩的失控局面。但是，中国当前政策中存在一种尚未解决的自我矛盾：钢铁业复产将再度助长债务指数性增长，而后者最多也只能持续几年时间。 这一矛盾如何解决与何时解决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成功转型很可能需要伴随政治与经济改革。如果转型失败，中国领导层目前仍得到普遍拥戴的公信力就会下降，这可能引发对内加强管制，对外卷入军事冲突。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是：全球层面缺乏适当的管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缺乏一致正加剧叙利亚这类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用提为应对全球变暖而扫除障碍。但是，与今后几年将迎来重大关头的中国谜题相比，全球性管理阙如的问题可能继续晦暗不明。 中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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